1944年12月20日，沿湘桂铁路东西对进之侵华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打通了从中国东北逶迤向南一直延伸至中越边境的大陆交通线。一个多月之后，1945年1月27日，同样是东西对进之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云南西部芒友会师，打通了连接盟国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抗战后方的重要战略通道——中印公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两个紧接着发生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颇为形象地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形势：日军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注：此为日方命名，中方多称为豫湘桂战役，本文视运用语境之差别而兼用两者。）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但其攻中有守，主要作战意图为破坏美国空军在华基地，消除美军空中威胁，以及接应南洋日军之补给，并为未来之撤退预留地步，在大势进攻中表现出防御性的一面；中国军队虽在东线豫湘桂战役中连续遭遇重大失利，但其守中有攻，在西线滇缅战场发起攻势作战，贯通了连接抗战大后方的国际联络运输线，为稳固后方创造了坚实基础，并在实战中检验及提高了美式装备新军的战斗力，为未来的对日反攻准备了可用之军事力量，在大势退守中表现出进攻性的一面。以此为表征，中国战场局势的发展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日军逐渐由攻转守，开始收缩其防线；中国军队逐渐由守转攻，开始其反攻部署。同时，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本文主旨，系以中日军事对垒和政治纠葛为经，国共角力为纬，探讨战争结束前后中国战场国、共、日三方之互动关系，以期推动相关研究之进一步开拓。（注：本论题似未见中国学者之专门研究。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综合性研究，可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4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战争结束初期的研究，可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的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曾提交于2004年1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中日战争军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麦金农教授(Prof.Stephen Mackinnon,Dapartment of History,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认真阅读全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并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王奇生、李玉贞研究员、北京大学杨奎松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玉川大学等松春夫教授、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门间理良先生等指正，谨致谢意。） 一 战争结束前夕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 “一号作战”及其所获之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结果，诚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之所得，但是并未完全达成其预期目的，即未能完全摧毁美军在中国大陆之空军基地。就军事意义而言，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跳岛攻势的进展，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制空权和制海权，美空军轰炸日本的主要基地已是太平洋岛屿和航空母舰编队，其在“中国东南的空军基地并不是有效攻击日本的唯一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也“不是中国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1](p322)。但日军仍斤斤于美军在华基地之威胁，企图完全摧毁美空军基地，军事上所得实际有限，相反却大大拉长了日军战线，增加其补给困难，并徒然耗费了对日军已经十分宝贵的各种资源，诚非军事战略上明智之举。同时，由于整个战局明显地向不利于日本的方面发展，即使有“一号作战”之所得，也不能从根本上缓和日军面对的总体不利局面。1945年1月2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主官会议，坦承“今战局频告危急，日本国运之兴废迫于眉睫”，要求全军“竭尽全智全能，善谋善战，以期打开危机，挽回国运。”目标是：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在东方建立沿海岸要域之铁阵；在西方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以覆灭其根据地。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上与美军决战，获致最后胜利。[2](p643)为此，日军于“一号作战”计划结束后，仍在部署局部攻势作战。1945年1月28日，日军占领粤北重镇曲江（韶关），打通了粤汉路南段；其后又于2月6日占领赣南重镇赣州，破坏了遂川美国空军基地。但据日方的评估，上年美军丧失桂（林）柳（州）基地后，“其他美空军的活动并未减少”；此次丧失遂（川）赣（州）基地后，日本“又逐渐受到来自海上航空攻击的威胁”。[3](p52～53)可见日军的攻击并未导致其预期的结果。 随着盟军战线日渐逼近日本本土的现实，日本大本营不得不筹划以本土防卫为核心的作战方案，为此要求中国派遣军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的戒备，防备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日军参谋部认为：“此次大东亚战争胜败之关键，在于大陆作战能否成功，并非夸大。”但中国派遣军方面与此判断有别。由冈村宁次统领的中国派遣军是当时日军各主要战区中战力保持相对完整的部队，仍有逞强求战的本钱，他们认为：“本年(1945年）中期前是各个击破重庆军的好机会。因为在一号作战中，重庆军的损失和混乱都很严重。”因此他们主张“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而应“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否则，重庆军“在本年中期以后可以开始总反攻”；而“万一不能击败重庆军，帝国即不能再维持下去”。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虽不无道理，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指示“力求促进和加强东南中国正面的防备事宜”，但为调和中国派遣军方面的求战心，他又提出“对西面重庆方面，要采取挺进游击，希能攻占芷江一带，以之作为这一行动的据点”。双方相商的结果各有妥协。1945年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和参谋部指示中国派遣军：“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同时，“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之战力，并结合政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实际认可了中国派遣军对重庆方面采取一定的攻势行动。[3](p64),(p75～87),(p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