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着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决定着党能否完成其政治使命，更重要的是，它与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联。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在创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 （一） 法国学者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的起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性政党，另一种是外源性政党。前者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后者则由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成。我们暂且不论“内源性”、“外源性”的分类是否准确，但从西方政党创生的情况看，议会内政党与议会外政党的差别确实存在。显然，中国的情形与西方迥异，我们不能按西方政党创生的标准为其归类，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确不是在议会内创生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逻辑引发了辛亥革命，虽说这场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设立了议会，但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再加上资产阶级本身没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它不可能在议会内积蓄力量，形成可以维护政权或获取公职的党团，国民党党魁宋教仁的被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此以后的历史状况亦如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政党的创生不可能具备议会内政党的特质。 从实际情形看，中国共产党的创生有三个明显的现象：一是其组织基础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以反旧制度、旧政府的面貌出现，属于传统体制之外的秘密小团体。二是中共一大的12名与会代表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的。三是中国共产党创生的标志——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也属地下秘密组织，而不是从当时合法的政治体制内演生而来的。以上三点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一体化的传统体制之外，是由多个思想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秘密小团体组合扩充而成的带有“外源”性质的政党。 不同起源的政党其组织结构亦有差别，这从目前世界上有影响的各类政党中可得到验证。 在宪政与议会民主发展较早且选举权最初受条件限制的国家组建的政党大多属于迪维尔热认为的“内源性”政党，具备这种特质的政党其组织结构松散无力，基层组织形同虚设，层级之间关系不密切，也不强调党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组织活动仅在选举时活跃，不选举时了无踪影。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萌芽于国会内部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的过程中。这两党从成立到如今，都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明确的政党组织制度，入党无须事先申请，也不必履行相关手续，只是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声明一下即可，党组织对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立场的强制性，可以跨党投票。同时，两党权力都不集中，各级组织相对独立，下级组织并不受上级组织的控制，上级组织也无权任免下级组织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另外，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参加竞选并力争取胜，其日常工作一般围绕竞选进行，在其他方面作为不大。 与这种“内源性”政党不同，19世纪末开始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党和共产党。这类政党强调中央集权和组织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同时辅之以严明的组织纪律，以便发挥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创生也显现出这种组织结构特点。把民主集中制视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强调权力的集中，尤其是中央组织的权威性不可动摇，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式领导确保了党组织结构的高度完整。同时，入党有一套完备的程序和制度规定，对党员资格的审查更是严格。 不同起源的政党其组织结构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是因为它们创生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人所共知，政党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最初出现在代议制政府内部，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并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而，这种内源性政党不需要严密的组织结构来支撑自身的发展，满足本政党的利益。但随着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成立的政党其本质即便是非无产阶级性质的，为了实现其政党目标，也都力图通过提高劳动阶级的组织程度以加强政党的力量。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就更不用说了，它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强调整体运作，并辅之以刚性纪律。所以，党组织结构的高度一体化就成了“内源性”政党采取的必要手段。 （二） 从政党学意义上讲，一个政党的建立如果借助外在的支持力量很可能会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组织建构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更强，可尽量减少其他势力和思潮的干扰与影响，避免党长时间处于摸索徘徊状态。从而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机构设置与党的制度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比没有外在支持力量的政党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二是政党在外在力量的支持下建立和发展会或多或少地损害其自主性，政党成员的组织效忠对象也可能会偏向于外在支持者而把对组织内部的效忠降于次要地位。外在支持力量也往往会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左右被扶持的政党领导层，甚至不惜代价挑起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直接影响政党组织结构的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其组织结构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受到过两种外在支持力量的影响，即国外的共产国际组织和国内的国民党组织。 首先，从共产国际方面看，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被派往中国，其目的是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交换了建党意见。[1](P7)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敦促和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首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2](P3)可以这样说，魏金斯基来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