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 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 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 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 ”；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 终未灭”和“晚年遗愿”。[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由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 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 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 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 ，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 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 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 究。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 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 剧。”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 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 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 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但全书反共色彩浓厚。 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别成一家。一是因为香港有托派及有托派刊物《先驱》。居 住在香港的中国托派元老一丁(即楼子春)于1986年4月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访问 时说：“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 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比较为公正的 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2]反映了今日托派(按：还在1988年，苏联政府已对 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联盟中的托派平反，谓托派系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非帝 国主义收买的间谍、特务)对陈独秀的看法。如《先驱》1994年第二期发表的向青的文 章《似曾相识燕归来》，借评论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的机会发表了托派的陈独秀观：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 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 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 证。”“大约从一九四○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 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一胜利，同时认为民主主义的同盟 国胜利比较好，所以主张支持同盟国作战。他还把独裁的苏联同德日并列为世界三大反 动堡垒，主张首先打倒它们。到了这个时候，当然再没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 最后这段时期的言论，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最爱使用的武器。这是陈独秀最大的悲剧 ，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迹。”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认为陈独秀晚年与托派分手 是悲剧。 香港研究陈独秀的还有从大陆去香港的“南来作家”。如王尚政从20世纪80年代起， 即研究陈独秀，以其研究所得，写了一部专为陈独秀辨正的纪实小说《逝水余波》。王 尚政认为，陈独秀不只在创建共产党的事业中作用重大，就是“五卅”运动，也是陈独 秀发动起来的。在王尚政看来，苏共在莫斯科遥控，瞎指挥，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 因。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有没有责任呢?王尚政的意见是：有!主要是政治上幼稚，缺 乏经验。“原因是陈独秀、罗亦农他们中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去判断对手的大致动向， 抓不到真凭实据可以扭住对方喊捉贼，捉强盗!所以在总书记的口里才会有这样混淆不 清的逻辑：既要让民众知道，蒋介石已成反动势力中心，又只能在口头上宣传，不能见 诸文字……”而这与党在当时还处於幼年时期政治经验不足是有联系的。陈独秀对蒋介 石的反动是有预见的：“但总书记看得更远，他甘冒一时之不韪，提出北伐必须真是革 命的势力，要提防夹杂着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后来历史的发展不正证明 总书记预见的正确吗?”特别是“陈独秀带头反对苏联的锁链，是他公开拒绝去苏联受 训，是他豪迈地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要经 过多年的曲折斗争才能摆脱斯大林的折磨，不更显现陈独秀的高瞻远瞩吗?”王尚政认 为，陈独秀能提出这一点尤其难得。至於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写的有 关湖南农运的文章，王尚政认为对那些生动的文学描写，读后会连声叫痛快，但揆诸当 时的实际，“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提 出的这样一些主张，“当然必在农村得到巨大反响。但如果我们不是图一时之痛快，冷 静考虑一下政策，北伐官兵受到过火农运的反响和农村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事实， 就会觉得毛泽东的主张，虽然从根本上讲是有理的，但它们不正是大大超越了革命的阶 段和老百姓的自觉吗?我相信当时陈独秀的拒绝党中央报刊上刊登毛的文章，和党的五 大否决他(毛)的主张，决不是有什么个人的思怨得失，而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决策。”王 尚政的这一看法，自然可以“争鸣”，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即使是陈独秀的晚年，他也 是优长大于过失：“他在抗日、反蒋独裁和民族大节方面，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他被国民党拘捕，坐了五年多监牢的真实写 照。”《逝水余波》出版后，在香港，在菲律宾，都有好评。无论作者的观点是否完全 正确，我国内地史学界至少是应该对之引起重视的。此外，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了 邓文光的《中共建党运动中诸问题》和司马璐的《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两部著作， 其中均对陈独秀有所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