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国军,副教授,赤峰学院。(内蒙古 024001)

原文出处:
鸡西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二次大战期间,苏日之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是两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两 国在战时一段时间内避免两线作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就条约签订的动机,谈判 的中心议题乃至条约的内容而言,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抗 日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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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4月,在希特勒德国横扫欧洲,国际局势日趋势紧张复杂之际,害怕误了最后一 班公共汽车的日本和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苏联经过短暂的谈判便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从日苏双方签约的动机,谈判的中心议题以及条约的主要内容来看,都是围绕着中 国问题而展开的,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动乃至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过程中涉及到 中国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一 结束因中国问题引起的苏日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从而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是苏日条约签订的动机

      苏日两国紧张关系由来已久。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1918年春,日本便出兵海参 崴,强占俄远东沿海地区,伙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俄国革命,并积极参加了1919年 秋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十四国远征”,试图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将刚刚延生的苏 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

      1925年,继英意法等国之后,日本也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如此,视苏联为其 侵略中国重要障碍的日本并不因此而改变反苏立场,反而变本加厉地与苏联为敌,多次 制造事端。1927年,日本军国主义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 的准备步伐。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 北后,与苏联边防军的摩擦频繁发生,日本关东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挑起边境冲突。 1935年发生106次,1936年头3个月,就有22次。“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后,苏联采取了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给予了全面广泛的支持和 援助。日本则于1938年—1939年间多次向苏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试探苏军虚实,为 其北进作准备。虽然双方于19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由于积怨已久,随时都有再 次爆发冲突的可能。

      1940年春夏之交,英军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土,不久法国败降,德国控制了西欧,世界 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轴心国的变化。德国在欧洲取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军事胜利,极大地刺 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日本军部乃至全国再次掀起了与德意联手共同瓜分世 界的鼓噪,“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甚嚣尘上。因西欧局势的变化而在东南亚出现 的权力真空,更使军部的南进派认为:上帝向他们提供了向该地区扩张的千载难逢的时 机。日本陆军在1940年6月22日制定的原《时局处理纲要》中毫不讳言地提出,在迅速 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解决南方问题。同月,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指出日 本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然而,此时日本侵略机器仍深陷于中国大 陆,为实现向东南亚扩张,建立“大东亚荣荣圈”的既定战略目标,解决中国问题便成 了日本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日方认为,苏联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决和主要支持者,设 若日苏改善关系,像希特勒德国那样同苏联签订一个中立的或承诺互不侵犯的条约,必 然会使苏联放弃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断绝援华物资的重要来源,并最终迫使中国重庆政 权屈服,为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解除后顾之忧。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 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正式确定:“首先把对德意苏 的施策作为外交重点……迅速调整日苏关系,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正因为如此 ,日本才主动与苏联寻求友好,且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

      法国的败降,希特勒德国势力的恶性膨胀,极大地震动了苏联,使苏联的高层领导人 认识到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迟早不可避免,与这个最凶恶的敌人相比,其他一切都退居次 要地位。自“九·一八”事变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来,苏联一直存在着东西两个法西 斯国家两面夹击的威胁,1936—1937年德意日“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签订和轴心国的形 成,更使苏方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苏联在加快军备的同时,一直试图通过外 交途径摆脱这一不利局面。

      一方面,苏联对日本始终采取和解的姿态尽量不刺激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苏 联外长李维诺夫致函日驻苏大使广田,声明苏联政府对中日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 策”。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1931—1933年,苏联接连向日本提出缔结互不侵 犯条约的建议。1938年春后,对改善双边关系更加积极,并为之作出重大让步。早在19 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承认“满洲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并与之建立了领 事级关系,事实上等于承认了这个日本人一手操纵的傀儡政权;“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 集团对中东铁路的不断挑衅和不给它以开战的借口,苏联于1933年6月建议日本购买这 条铁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谈判,苏联最终于1935年以1.4亿日元的低价将中东铁路 出售给了“满洲国”,“这大大低于铁路的建设成本”;为防止日本人找到苏联支持中 国抗战的借口,苏联对撤退到中苏边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一概解除武装。

      另一方面,为让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无力进攻苏联,苏联改善并加强了与中国 的关系,秘密加强对中国抗日的支持。经过谈判,1932年12月中苏双方恢复了中断达三 年之久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从1935年下半年起,苏联又开始同国民党政府就联合抗日的 问题举行实质性的谈判。1936年春,苏联政府再度要求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对西安事变,力促和平解决。中国全面抗日爆发后, 苏联不仅很快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8月21日),而且随即向中国 派遣军事顾问,着手提供援华物资。在1938—1940年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4.5亿美 元的贷款,作战飞机1000多架次,以军事顾问或志愿人员名义来华参战的苏联公民多达 万余人。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正如斯大林于1940年10月召见即将赴 华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时所说的那样:“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 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 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也在于避免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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