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国共重庆谈判，从现象上看，是一起相当显赫的历史事件 。(注：有关重庆谈判的著述早已具有相当规模。本文关于该项谈判的背景、范畴、基 础、主题与结论等方面的研究，与以往的论述均不相同。)首先，它是毛泽东与蒋介石 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举行的仅有的会晤；其次，它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 交替之际。这种人物与时间的组合，构成其所以显赫一时的足够的根据。 那些在历史的某个非常时刻，发生在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双雄会”，从来是中国传 统的政治文化着力渲染的话题。毛、蒋二人的重庆会晤，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 种文化趣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们对重庆谈判的观察。胡乔木说：“重庆谈 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它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注：胡 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页。)这个关于重庆谈判历 史地位的高度定位，与它的高知名度是对称的。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论点没有疑义。 问题的视角与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期(1944—1946)，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是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 ，这个口号的对立面，则是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构成此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也就是说，重庆谈判首先是这一政治 对立在其运动过程期间，发生的若干次对抗之中的一个回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谈 判并不是国共在一个全新的政治范畴之内，举行的一次全新意义的谈判。本文所以首先 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首先为观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确立一个基本视角。 重庆谈判又是在对日战争结束这一全新背景之下，国共根据若干全新条件，举行的一 次带有若干全新成分的谈判。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 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随着日方退出，原有的日占区是变为国统区还是解 放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的战后地位。从日本传出投降消息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 渝谈判，大约是两周的时间，其间，国共为进占更多的日占区，在军事、政治、外交三 个层面展开了空前的较量。其结果，决定了两党的力量对比，从而也决定了重庆谈判双 方的基本条件。这是观察重庆谈判政治性质的第二个视角。 本文将通过以上两个视角，对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做一次较为具体的观察。本文将提 出的问题是：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国共关系的调整与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原有的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 作关系。所以采用此一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在政治上的反映。这 就是说，国共政治关系能否调整以及调整的程度，取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消长 的程度。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国民党军 事力量在豫湘桂战场遭受重创。一号作战对于国共关系的影响在于，由于它极大地削弱 了国民党，从而引起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为此，1944年9、10月间，中共先后提出召 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要求。中共所以敢于提出此一口号，主要是 基于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判断。周恩来这样表述：中共正规军57万，民兵220万，“几已 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中共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 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注：周恩来：《如何解决》，1944年10月12日 《解放日报》，第1版。)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关系的平衡要求，而联合 政府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反映。 联合政府口号的对立面就是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一党训政制，联合政府口号将国 共关系的调整提了出来，同时也将废除训政制国家政体提了出来。作为对中共此项要求 的回应，国民党的对案是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那么，“联合”与“参加” 的区别何在?毛泽东当即识破其实质。他说：“党治不动，请几个客。”(注：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两者甚为相近，而实质上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国民党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党治，即党高于政府。党与政的这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构成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参加政府”从形式上看，其他党派获得了几个政府席位， 似乎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然其核心在于保留了党治，党治不动而参加政府，他党在 政府中便只能居于客人的地位，而主人仍是国民党。因此，参加政府就是“请客式政府 ”(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第574页。)。相反，联合政府的核心是废除党治，只有废除党治才能废除训政制，各党 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平等。总括而论，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的区别在于：党治 废除与否。这样，围绕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国共形成长时间政治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