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最重要的基地之一。20年代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的路线以 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和组织工人运动为重点。1927年国共革命失败以后，由于执行激进 、盲动的城市革命路线和当局的镇压，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社会基础日 形狭隘。30年代中期以后，面临自身的困境和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共开始逐步地改 变以往排斥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小资产阶级的城市路线，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确立后， 重新回到公开与合法的中国政治舞台。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坚持发展根据地和扩大武 装力量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敌占区与大后方的城市工作，而是大大加强了利用公开、合 法团体，深入都市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策略，从而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实现夺取政权 的最终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本文将主要探讨抗战前后党在以上海企业中下层店职员 为对象的改良主义的团体和机构以及相关的救亡、文化团体中的活动情况。 一 30年代上海社会改良团体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1931-35) 跟一般的职业、行业、娱乐性以及慈善、同乡会等团体不同，社会改良组织与机构具 有一定的和明确的改革纲领，面向广泛的社会阶层，它们试图通过在各自领域的活动( 如职业、专业、业余教育或新闻出版业)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为了行文的方便， 我有时也将它们统称为社会改良团体。3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类似团体中，影响比较大的 的有下列一些： 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附属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它于1917年由原江苏教育会的领袖黄 炎培等人联合教育界与工商界人士共同发起，是中国最早提倡职业教育和职工补习教育 的民间团体。30年代国内外危机加重，职教社大力推广面向店员、职员、学徒、工人和 失业、失学青年的补习教育，同时对职工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 申报馆系统的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创设于1933年秋，是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个人举办的社会事业，主要机构设在南京路商业中心区，以方便青年 店职员就学。它们在李公朴主持下得到很大的发展，流通图书馆还设有读书指导部，并 在《申报》上辟有“读书问答”专栏帮助青年职工自修。 潘序伦立信会计事务所属下的会计专科、职业、补习等学校，立信以推广新式会计和 培训会计人员为己任，30年代用多种形式扩大办学规模，推行财会和簿记补习教育。它 的发起人会计师潘序伦曾是黄炎培的学生，在办学宗旨和方法各方面都深受中华职教社 的影响。 基督男女教青年会(YMCA，YWCA)是宗教性质的社会改良团体，它们除了联系教徒之外 ，很早就开始推广面向一般民众的成人业余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且注重发展适应青年需 要的体育、文娱、社交活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积极联系城市中下层妇女，办有多所 女工夜校并进行节制生育、妇婴卫生等方面的指导与宣传。 1933年到1935年之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和其他农工商各业都 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底才逐步复苏。就业困难和失业增加扩大了 对职业和补习教育的需求，上海的许多社会团体如市商会，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中下层 职员的组织“蚂蚁社”等纷纷举办职工业余补习学校，入学职工达数万人。其中“中华 ”、“立信”补习学校各有数千人，“量才”补习学校的学生最多时达5千人。(注：中 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职业补习学校学生运动史(1931-1949)》，中 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1991年版，第2-5页。) 跟补习学校的服务对象略有不同的是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导的工学团，这是一些 半工半读性质的简易学校，通常附带小型的手工场和农场，它们专门从事对城市和近郊 农村贫困儿童的半工半学以及工人、店员和农民的识字扫盲工作。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其出版社“生活书店”也可以归入改良主义机构的范围 ，《生活周刊》最初是中华职教社创办的刊物，以城市中下层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最 初仅注重职业教育和青年的个人修养，以后逐渐着重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杂志关心青 年的生活、思想需求并且办得生活活泼，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达15万份。 “生活书店”同时还出版大量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以及这方面的大众读物。 上述这些组织与机构各有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是它们所面向的社会阶层非常接 近，主要是城市店职员，失业、失学青年以及部分工人。(注：陶行知主持的平民教育 以面向农村为目标，机构设在上海近郊同时在工人夜校中开展活动。此外，中华职业教 育社也采用与个人、团体和地方政权合作的方式从事农村改进运动。)其基本宗旨都是 通过业余进修和职业技能的教育来提高中下阶层的文化水平与工作能力，藉以改善他们 的地位、处境并由此达到逐步改良社会的目标。这些团体和机构的领导人相互之间比较 接近，常有合作关系，如黄炎培和陶行知都是《申报》的合作者(设计顾问)；陶行知与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刘湛恩等人担任中华职教社的理事；《生活周刊》独立后一直与职 教社保持良好的关系等等。改良派的领袖人物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社会联系面广泛 ，尤其在文化、教育、出版以及工商领域，具体视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和各人的工作性质 为转移。一般地说，黄炎培、史量才以及潘序伦跟上海工商资产阶级最为接近(申报馆 和立信会计事务所本身就是企业)，陶行知和邹韬奋跟左翼的文化出版界和教育界联系 较多，男女青年会干事的社会联系跟基督教徒在各阶层中的分布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在 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上，他们与当局垄断政权，压制批评和言论自由的政策之间存在 着程度不同的潜在冲突。三十年代初以来，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抗日救国运 动的前列，他们的政治化倾向对其所主办的机构和所联系的各种城市阶层有很大的影响 。(注：有关社会舆论和团体对三十年代时局的态度以及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