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再考察，颇感觉那次论争虽然为 时不长，却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 跃的动态。以前较早的论述常把这次论争视为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与马克 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关论述逐渐显得更为缓和，持论也更加 平正，当然迄今也还有基本坚持原来看法者。(注：关于这一论争的既存研究和研究现 状，参见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待刊)，下面两 三段的看法也多本该文，具体论证将不重复。)不过，这一重要争论也还有不少需要进 一步考察的必要。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看，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 ，而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似更明显；胡适的主张不但当时有人赞同，后仍得到呼应，其中 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所以，对争论是否体现了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这一点，至少不宜 过分强调。有些后来认为是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 反可能有相通之处。 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 意味着某种共性。不仅知识界，包括在国会中占优的安福俱乐部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 中国“社会”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特别是那时掌权或接近掌权 的一方颇有仿效民间言说以“攀附”清流的倾向，致使胡适等以“新舆论界”自居的一 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对胡适等人而言，想要区别于“政客”是那 一争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若祛除我们的后见之明，回归时人当下的认知，类似那些试图兼顾“问题”和“主义 ”的观念和行为，过去常被研究者视为“调和”，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并无此意，因为他 们未必看到(或至少并不看重)两种取向之间的对立。仔细观察，可见胡适和李大钊关于 “问题和主义”的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从罗家伦、傅斯年到毛泽东等青年一辈的 思想资源，则这一争论可能根本不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 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强调的程度。 在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上，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 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么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 也有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 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毛泽东、王光祈和张东荪等都曾一 度提出从改造局部走向整体“根本解决”的主张，而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些人甚至将暴 力革命视为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注：说详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 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待刊。) 通过中国改造与世界改造(或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整体或局部解决的类似思 路也被一些人运用于思考和处理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后者是“问题与主义 ”之争引发的又一关键问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产党人至少到20年代中期仍在呼应 胡适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 之三》，待刊。)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观念那兼容的一面的确不应忽视。 前述朝野间体现出的某些“一致”既导致趋新一方试图“区分”的努力，可能也是相 当一些读书人态度偏于温和的潜在因素。另一方面，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看到根本改造 和点滴改革之间的对立(例如胡适)。且不可否认的是，从1920年后期开始，在随后的一 两年间，陈独秀、毛泽东以及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中许多原本态度偏向温和的读书 人突然转向激进，以前那种试图兼顾根本改造和渐进改良的取向逐渐显得较难自圆其说 ，反倒是两者间的对立日渐明朗。(注：金观涛先生关于《新青年》杂志对“革命”一 词的使用频度进行的统计表明，自1920年后期起的几年间可见“革命”一词使用频度的 急剧攀升，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读书人突然转向激进的趋势。参见金观涛：《观 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125-140页，特别是136页的图表。) 这是为什么?那时中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哪些因素导致数量不少的读书人如 此失望?或许“五四”后几年那段时间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非常值 得进一步认真考察研讨。苏俄的介入中国政治和中共成立后表述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明 显不同的认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相对次要的可能因素则是像工读互助团、新村 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尝试的失败，这些偏于理想甚至空想的做法和想法曾经 一度风靡，但在实际社会中居然“行不通”，似乎导致读书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 识。(注：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26-245页。) 另一个未必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却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直接相关的因素，或许是“空 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注：侧重“行动”当然是五四学生运动后中国社会一 个相对普遍的倾向，罗家伦当时就反复说，“这次‘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 国的人弄‘动’了”(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 日，3张4版)；“‘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 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但与“空谈”对 的“实行”得到凸显，却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更多的关联。)郑伯奇在讨论少年中 国学会的分歧时，就指出关键“不在主义而在实现主义之手段”。(注：《少年中国学 会问题·郑伯奇意见》，《少年中国》3卷2期(1921年9月)。)安徽青年韦丛芜等人的感 觉或更有代表性，他们发现，全国普遍的现象是“高谈阔论现在大有人在，实地做事却 未必有人”。然而，“智识阶级唱得再热闹，不把这种少数人的信念，脚踏实地去宣传 到普通一般人的心里，使他变成一般人的普通信念，于社会改造上没有多大动力”。所 以他要“像教徒们的传教一样”去实地宣传，以促成平民思想的转变，实现全社会“真 正的革新”。(注：韦丛芜、李寄野致胡适，1922年，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 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30册，649-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