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都可以看做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思想多歧性的原因，胡适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这样去解释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似乎缺少个性分析，不免落人脸谱化的俗套。周质平、罗志田和桑兵先生对胡适思想的多歧性的解释都有独到之处。周质平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来说，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1]（P250）周先生特别指出：“胡适这点态度和解释上的不同，不应被理解为思想上的不一致，或前后矛盾。而是在面对不同听众时，他有不同的着重，在表述时，中英文有其不同的取向。”他又以“冷眼”与“热肠”这一表一里来解释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2]（P287-305）罗志田先生认为，解读胡适应强调“文本”和“语境”的微妙互动，胡适思想的多歧性是其“率性”和“做圣”的双重气质使然，“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关联。”[3]（P104）显然，罗先生是将胡适思想的多歧性归诸个人气质或心理因素。桑兵先生也指出，“要确切认识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阶段性变化，还是应当分别学术与思想，不宜二者相牵，纠缠不清……”。[4]作为胡适的同事和一代学术大师的季羡林先生更有深切的体会：“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之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5]J（P111）我以为，如果运用社会学中的角色冲突理论，或许更能合理地解释、理解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以及价值取向的矛盾性，也就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怪圈”问题。 所谓角色冲突，指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在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就一个人的思想多歧性而言，则是由于角色内的冲突，即由于多种社会地位和多种社会角色集于一人身上，而在他自身内部产生的冲突。胡适的一生，扮演过许许多多的社会角色，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角色集。仅以自致角色论，他是学者、教授、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外交官，等等。他自己对不同角色的领悟和实践以及他人对其角色的期待就难免不产生角色差距，体现在思想上就是其多歧性。本文举其荦荦大端，略为论述。 一 胡适终其一生，都扮演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同路人的双重角色。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社会期待是：应该奉持求真的精神和节操，代表社会的良心与公正，敢于坚持自由主义的理想，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学者的理性，批评现实社会，抗衡现实权威，对社会、国是都有一种以超越“小我”的胸怀和忧患意识，不是为靠拢权势而曲学阿世。应该说，胡适对这一角色的领悟是十分清醒而深刻的。 在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既有西方“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的精神又有中国传统“士”的明道救世的情怀。他们在治学的同时不忘经世济民，不能忘情于建功立业而躲进象牙塔。就胡适而言，他对民族、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和现实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他在《〈独立评论〉引言》中确立的办刊宗旨，也可以看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6]（P201）《独立评论》始终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评判，更多的是同情共产党而批评国民党，[7]不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歌功颂德，对国民党党义作微言大义式的注解。以《新月》为阵地展开的“人权论战”就是要从理论上彻底颠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真是石破天惊，从而招来御用文人和党棍的大肆围剿。胡适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对黑暗社会的抗争更赢得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声望，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的期待。正如时人所评价的那样：他“代表我们四万万小民来说话”，[8]（P545）“有识见有胆量”。[9]（P523）人权论战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这样的批判精神，借用许纪霖先生一句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10]（P118） 的确，作为学人胡适与民国时期官方和半官方人物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又绝不自弃，坚持“道”高于“势”。1932年12月2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征询教育制度改革和学风整顿的意见，其本意至少是不愿意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对于蒋的“礼贤下士”，胡适并未受宠若惊，曲意迎合，而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教育家的理性坦陈己见，胡适认为教育之弊端不在教育制度本身，而在于“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尤其是“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之语的确是不客气的。[11]（P182）时隔5年后的“庐山谈话会”胡适再次重申教育应该独立，反对教育政治化。[11]（P694）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的抵制和抨击。 二三十年代活跃在学术、教育界的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蒋梦麟、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纷纷进入政府。胡适同样将自己的角色认同与期待寄托于他们： 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12]（P30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