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孙美瑶为首的武装团伙，在纵贯中国东部的铁路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山东峄县段的沙沟与临城两站间，拦截由浦口北上天津的特别快车，劫持数十名中外人质，演成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并由此引发中外之间的外交交涉。此次外交交涉的过程及结局，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于时代背景下，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有关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除一般性叙述外，现有的研究集中在英、美、日对于此案的态度及其政策方面，而中国朝野对于此案的态度和北京政府及其派系纠葛与此案交涉之关系，尚缺专门研究，这也是本文的论述主题所在。（注：关于临城劫车案，一般性叙述可见张知寒、王学典：《临城劫车案述论》，《齐鲁学刊》1983年第5期；其与当时盗匪活动之关系，可见吴蕙芳：《“社会盗匪活动”的再商榷——以临城劫车案为中心之探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有关英、美、日三国与临案交涉的研究，可见Chan Lau Kit-Ching,The Lincheng Incident——A Cas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Be twee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22）and the First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5-28）,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X,1972;Richard C.DeAngelis,Resisting Intervention：American Policy and the Lin Chéng Incident,《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马场明：《临城事件上と日本の对中国政策》，《国学院大学纪要》第14卷（1976）。） 一、临城劫车案发后列强之反响 1920年春，孙桂枝与孙美珠、孙美瑶叔侄在山东南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拉起一彪人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收拢鲁、豫、苏、皖等地的贫苦农民以及安武军、毅军等军阀部队的流散军人入伙，以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瑶为总司令，部众陆续发展到数千人。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山东督军田中玉派部围攻抱犊崮，因该地易守难攻，双方形成对峙。1923年春，抱犊崮因天旱缺水，坚守甚难，为减轻自身面临的官军围攻压力，孙美瑶孤注一掷，策划劫持铁路列车，绑架外国旅客，以向政府讨价还价，使己部摆脱被围困境。 1923年5月5日深夜，孙美瑶率部埋伏在沙沟至临城的津浦铁路沿线，并卸下其中一段铁轨，致6日凌晨2时50分行经此处的二次特别快车（俗称“蓝钢车”）出轨，孙部随后劫持了车上的外国旅客20余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籍旅客，其中美国人最多。被劫外国旅客人数诸说不一，20余人为多数说法所认可）、中国旅客数十人，英国人洛斯门（Joseph Roth man）因拒捕而身亡，由此酿成中外之间的重大外交交涉事件。据交通部事后的报告，此因“事前疏于防范，临事毫无救援，以致危及外人，损毁国道，……若不速行扑灭，非惟引起重大外交，将国内路权，恐一隳而不可收拾。”[1] 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系军人当政时期，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地方军阀豪强横行，“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之中国是常有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2]。仅1923年在外交部登记的涉及外国人的绑架案就有92起。”[3]（P.300）但是，临城劫车案发生于中国东部最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有数十位中外旅客被掳为人质，绑架人质数量和国籍之多，规模之大，策划之周密，影响之广泛，实为前所未有。因此劫车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哗，有关国家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得知临城劫车的消息后，美国公使舒尔曼（Schurman）在5月6日夜即到达济南，现场处理此案。驻北京外国公使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Freitas）于7日晚和次日连续召集各国驻华使节会议，向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1.限期将被掳外人安全救出；2.死亡之外人应从优抚恤；3.惩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4.切实保障人生命财产安全。8日下午，符礼德向国务总理张绍曾及交通总长吴毓麟、外交次长沈瑞麟面交抗议照会并严辞责问。张绍曾等除深致歉意外，还保证“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剋日援救被掳各国人士出险，再派兵痛剿”。[4]9日，外交次长沈瑞麟会晤各国公使，说明对劫车案的处理方针，表示此案“实属意外事变，本国政府抱歉达于极点”；“已决定采用和平方法，务期先将外人营救安全出险，然后进剿，以免被掳人遭遇不测”。英国公使麻克类（MacLeay）告以，“此事至为重大，尚不知贵国政府已否觉察其中利害，应请贵代理总长转总理暨全体阁员，自从庚子以来，贵国外交事件之重要，诚未有过于此次者，敢请贵国政府急筹相当办法是幸。”[5]（pp.607-608） 在华外侨因其切身利益所在，对劫车案的反应更为激烈，“乃至发为共管铁路及联军代剿之论，并认为为与庚子事变相类之事件”[6]（pp.1-2）。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的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提出：1.停止华盛顿会议所给予中国的利益；2.解散中国军队，将过剩军队退伍归农；3.中国政府的财政须受外国监督；4.水陆交通机关均驻扎外国军队；5.以外国警卫队占领中国的军事重地；6.停止退还庚子赔款；7.规定改革中国现状的方法。英国中国协会上海分会提出由外人管理中国铁路及办理护路警察等主张。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也提出：“中国遍地皆匪，实为政府失败之结果，解决的第一步，即系组织国际委员团，加以全盘考虑。”[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