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议会政治失败后，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对此，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仍不够充分。②笔者认为，研究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探索与主张，仅从思想史层面观察是不够的，有必要将其放到现实政治发展的路向中进行考察，才能揭示代议制被替代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不同思考和建构，揭示近代民主进程的实际走向及其原因。 一 民国初年，随着第一届国会一次又一次被强权解散，随着各种假国会和变种粉墨登场，人们对议会政治越来越失望。1915年，梁启超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中说：“国会政制论，吾生平所最信仰也。当前清之季，要求国会，吾尝以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即今日有议更为要求者，吾亦良不欲反对。虽然谓但有此物而政象即趋于良，则吾久已不复存此迷信。”[1]（文集33p37～38）虽然对国会的信心降低，但梁启超这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因为他仍认为，国会的不善只是“行非其道其人”，是可以加以改良的。因此，他列身国会第二期会议，积极鼓吹制宪。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建议“改造国会”，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再行召集新国会。[2]（p447）然而，不仅财政改革的理想破灭，而且新召集的国会也成为皖系军阀的掌中之物，这加重了梁氏的失望之心。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表示退出政坛，并于1918年底赴欧游历。 这一次游历长达一年之久。回国之后，梁启超对议会制度的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不仅是失望，而且对代议制能否在中国移植产生怀疑。1920年，他在一次演说中说：“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段，而在中国则无此可能性。”他认为，欧洲如英国，先有贵族地主实现立宪，使政权集于少数贤人之手，然后再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故能成议会政治。而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所以，“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3]（p739）梁启超看到西方议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社会历史土壤，他也开始意识到民初国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作“根底”。这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得出的新认识，表明梁启超对民初议会政治失败思考的深入。 同一时期，对议会政治感到失望并认为不适合中国的远不止梁启超一人。章太炎于1922年写《弭乱在去三蠹说》一文，将约法、国会、总统称为三蠹，认为“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国会已成为军阀的附逆，所以“弃之不认，乃为正义”。[4]（p757）在章太炎看来，民初国会失败的原因在议员不良和议会制度不善。他认为，议会可监督政府官吏，有弹劾查办之权，但如果“过半数以上之议员作奸犯科者，亦无术以处置之，是故选区撤回，法廷起诉，可以制少数议员，而不能制多数议员也”。而政党只是“以爱憎为取舍”，不能制约本党议员。他提出的改革之法，就是取消议会，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以多数决定。而监督政府和官吏，可以学习中国古代之法，设给事中和监察御史。[4]（p789） 章士钊于1923年发表文章指出，代议政治在中国失败于议员的普遍堕落，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代议政治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他说，代议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国家，议员是纳税人的代表；而民初国会议员不能代表纳税人，于是只有卖身投靠。他还进一步说：议会“为政治之径途大出乎三千年来吾国哲人论士所设轨范之外，而一部分人因模拟新式政治之所享用挥霍，与吾国经济之生活状态太不相称。一不相称，而古来所贵乎均之传统社会主义因之大破”。所以，“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他主张实行“非代议制的农村立国主义”。[5]章士钊开始深入到中西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去探寻民初国会失败的原因，开始触及到一些本质性的问题。但他所选择的“农村立国”方向，不仅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也违背了世界发展之大势。 与上述知识分子认为代议政治不适合中国的观点不同，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认为，并不是代议制不适合中国，而是各种外在的和内部的原因造成了它的失败。 陈独秀从客观环境角度寻找原因，认为军阀和守旧势力是代议政治的最大障碍。1917年，他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中明确地说：“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他还说：“代议制虽非至善之法，然居今日遽舍此而言立宪，直藉口欺人耳，盖国民直接参政之时期尚远，必待此而始可共和，始可立宪。”[6]（p133、p138）陈独秀肯定代议制是共和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且认为民初代议政治的不良并不在共和制度本身，而是军阀武力的破坏和守旧势力的阻碍。针对世人对国会“捣乱”和“无用”的指责，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不知国会之为何物”之故。他说，国会的责任，就是“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所以“国会时与政府捣乱者，正以实行监督政府之非法行动”，其或自相冲突，“亦因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与政府与党相扰战耳”[6]（p547）。 瞿秋白于1923年撰文明确指出，民初代议制的失败是官僚资本破坏和军阀蹂躏的结果。他提出，当时的中国首先要做的，是“改造当前的社会，扫除帝国主义、军阀、议员政客，整顿生产机关、财政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真正的民主政治。[7] 也有人认为是国民和议员素质不高导致议会政治的失败。杨杏佛说：“在国民则苟安自私，放弃监督之主权；在议员则纵欲无耻，甘为权门之走狗。外无裁制，内多利欲，而议员之不堕落者鲜矣。”[8]还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旧国会所以两遭解散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民众势力作后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国会内没有真正的政党，致使“会内同会外太隔绝，失去民众支持”。[9]在他们看来，创造一定的条件，是实现代议政治的前提。为此提出“不能不注意经济事实，而从事于下层社会之开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