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建国后党的历史，确定其主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条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但这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主线是个纲，它的确定影响到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全貌的认识，从而直接关系到一部史书的面貌和基调（比如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基本肯定性的，还是基本否定性的等等），同时也决定着全书的布局、章节的结构等等（主线一旦确定下来，全书各章就会与之相联系，成为这条主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确定建国后党史的主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的研究很重要。我对此提些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说得不周全、不恰当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这条历史主线是什么 可否这样表述：新中国成立55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薄一波深刻领会了邓小平讲话的内涵，用六个字概括了这个意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很好地概括了55年的历史主线，也很好地说明了第一、二、三代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脉相承的。 二、为什么说这条历史主线也涵盖犯错误时期 对这一表述的最大疑问是：这条主线能否涵盖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的时期？比如，是否包括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10年？是否包括“文化大革命”这10年？我认为也包括。这主要从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来说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指以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为特点的大跃进运动。始于1955年下半年的经济冒进，经历了反冒进、批评反冒进，最后发展为“大跃进”，持续到1958年10月。此后至1959年7月曾有9个多月的纠“左”。但由于错误批判彭德怀进而在全党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进程，结果是从1959年8月持续“大跃进”到1960年冬。这几年“大跃产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工作存在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总之都是公有化程度过高造成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导致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不能因此把这段历史排除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之外。因为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复杂，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 从客观方面讲，我认为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第一，实践经验不足。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毛泽东都有过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实行，有的未贯彻到底，有的还有反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践经验不够。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还非常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才开始的时期。感性认识尚未充分，还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与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认识，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阶段问题上（这跟所有制结构紧密相关），毛泽东有过正确的判断。起初，毛泽东曾设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实践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首先觉察并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但是，毛泽东这一正确认识，不但没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了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超越阶段，成为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而超越阶段本身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清楚。 与此相关，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也曾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比斯大林的认识有所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为后世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实施。列宁就说：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尽管列宁为实践所迫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恢复商品经济），但他认为这是短暂时期的策略原则，是一种退却，半年后就宣布退却已到终点。后来斯大林有所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并在有限范围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意义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经济仅限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价值规律也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也是严格对立的。这种情况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已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是很不简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认为中国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要大发展，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正确思想。他还说过：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非但没能坚持也没能很好地贯彻在实践中，反而在以后有所反复（毛泽东晚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这就在斯大林的理论基础上倒退了），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确曾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