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发展到跌入低谷,并不偶然。北伐前,中共在农村中做了一些工作,基础仍相当薄弱;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在合法条件下,通过各级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迅速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斗争,但还存在两个严重弱点。湖南的军阀和地主武装势力根深蒂固。中共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一旦旧势力猛烈反扑,一切民众运动便塌台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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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大革命的历史,很容易注意到一个问题:北伐初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20万人(注:《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6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91页。),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多数农村取得支配地位,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和7月的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协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先后从湖南转移到井冈山后,把主要发展方向指向赣南、闽西,而不是重返湖南。前后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做一点探讨。

      一、前夜

      事情要从比较远说起。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早期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师范生占有不小比重,如毛泽东、蔡和森、郭亮、夏曦、蒋先云、夏明翰、黄克诚、粟裕、萧克、黄春圃(江华)、张际春、张平化等。这是因为师范生一般家境比较贫寒而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容易接受新的思想。那时候,第一师范在长沙,第二师范在常德,第三师范在衡阳,这3个地方便成为党组织在湘中、湘西、湘南的活动中心。

      湖南的党组织成立后,除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党支部外,最初的活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自修大学,出版《新时代》月刊,通过文化书社和各地分社发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劳动界》等书刊;另一个是从事工人运动,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过办工人夜校等,推动成立工会,发动罢工。到1923年初,在湖南已有工会20多个,并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四五万人,工作很有成效。但“湖南本在产业不发达之区。全省矿业,均多系土法开采;商办之工厂,几无一所。”(注:《团湖南区委关于湖南社会经济情况的报告》(1924年3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47页。)工人大多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生活艰难而缺乏保障。倒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日产煤2000吨左右,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之用,因此修有铁路通往湖南株州与粤汉铁路相接,政治、经济上同湖南的关系反比江西更为密切,在湖南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湖南是重要的农业省份,向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但在地主剥削下,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拿地租租额来说,长沙“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湘乡的封建剥削更严重。(注:《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地租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54页。)由于一家一户生产的分散状况和受多年传统的束缚,农民一般仍是忍气吞声,默默挣扎。

      湖南党组织的注意力很长时间内集中在城市里,工人工作做得比较多,农村工作做得很少。直到北伐战争开始前一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的一个报告中谈到“农村工作问题”时仍写道:“此项没多讨论,因为农民运动太没有做,有些意见或议案,都不能实行,明白的说:无人去执行。”(注:《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对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1925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5页。)这虽是青年团的报告,但党组织在这方面的状况也大体上可想而知。

      党史研究者常常谈到衡山农民成立的岳北农工会。事情是这样的:1923年春天,原在湘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做工、刚参加过当地大罢工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回到家乡衡山。“农友均是因连年水、旱、兵三灾猛进,而地主官府及劣绅与衡山皇族贵族等,均尽力压迫自耕农,而佃农及顾(雇)工均是一样的挨饥挨饿。再又加上水口山之工友多半是此地农人,如此这个农人团体遂由农友们自己发动了。”(注:《晓云致中夏的信》(1923年10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06—107页。)8月间,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从广东举兵入湘讨伐那时正控制着湖南的军阀赵恒惕。9月间,衡山农民乘谭赵作战、赵恒惕部退出衡山的机会,成立岳北农工会,推举刘东轩、谢怀德为正副委员长。它的名称叫农工会,表示同水口山工人相联的意思。岳北农工会成立后,主张改良农民生活,“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注: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入会的有6000多家,因为实行一家一人入册,总人数当在4万人以上。但湖南的党团组织并没有对它实行有力的领导。据赶去指挥的青年团湖南区委委员长戴晓云在一封信中说:“自刘冬生兄回衡山着手农民运动后,湘区S(指青年团——引者)校连接冬生数次信,催湘区派人赴衡助理一切。湘C、S(指党、团——引者)两校共商数次,因无相当人可派,而有的人,他又不肯就道,如是弟遂受湘区C、S两区校之命来此地矣。此地遂吾乡,地主多数认吾的很多,弟在此只能暗中指挥而已矣。”(注:《晓云致中夏的信》(1923年10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06页。)衡山是赵恒惕的家乡。11月中旬,重新占领衡山的赵部派军队一营捣毁岳北农工会,枪杀农民4人,捕去70多人。“初起的农民,当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暂行停止。”(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这件事引起人们的注意。陈独秀在不久出版的《向导》上写了一篇《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从中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注: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但岳北农工会毕竟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只存在两个月左右,实际活动并不多,同省内其他地区也没有多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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