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而举办的这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集中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届国际高级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和她的外部世界”。许多论文围绕这个主题，论述了新中国55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探索和曲折发展，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地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成就，阐明国际环境、时代特点对中国道路选择和形成的影响，同时也阐明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这是本届论坛在学术上最主要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院士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评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民主政权直到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对新中国第一年实现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取得的开局的成功，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对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若干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回顾这段共和国诞生时期的历史，确实“依然令人神往”。 第二，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几位中国学者探讨了中国工业化这一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始终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指出，针对苏联不赞成中国搞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毛泽东率先突破苏联模式，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需要。这一战略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个很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得到广泛的赞同。 第三，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一是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位中国学者认为：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从半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步融入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它催化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另一位中国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就已有过三次对外引进高潮：50年代的“156项工程”，70年代的“43方案”，1978年的所谓“洋跃进”。他认为：“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当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全面开放时，争取最有利的一方支援是唯一的选择。‘156项’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而当世界形势出现缓和，就要紧紧地抓住机遇，积极推行试点，大胆开放。‘78计划’尽管存在过急问题，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有的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战略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各种条件，包括当前的问题，对2050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抱乐观的预期，并指出，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即使2020年后增速递减，假定2021-2030年年均6%，2031～2040年年均5%，2041～2050年年均4%，按不变价格计算，205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会超过1万美元。 二是从经济理论的发展来看。有的学者分析了“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70年代末和80年代，陈云思考和探索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问题”。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三是从中国道路的探索来看。有的学者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5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历史进程。”认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开辟、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成功之路，主要原因在于：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能够在打压中自强，能够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能够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四是从历史人物的作用、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来看。一位中国学者提供的《独特的超越》一文，概括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纠正、继承和创新，从对比中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形成、特点和实质。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并指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发展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发展。作者指出：“始于毛、成于邓、丰富和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已经找到，前途光明。”一位美国学者关于陈云的评传，联系中国道路对陈云的卓越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很有见地。中国台湾的一位学者，联系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件事：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人民政权和推动改革开放，认为孙中山未能实现的理念，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得到了实践，肯定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达到共同富裕之境的道路。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