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报告中，首先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西方中国研究的研究机构，然后考察它们的历史发展（从1949年至今），最后，就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做一点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高层政治领域的研究，西方的研究远远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虽然有许多有影响的有关高层政治的专著，但其研究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它甚至落后于对乡村、经济、外交政策、政府机构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我在评论中把重点放在以下两个主题：第一，西方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的发展同步，并取得了进步，这不仅仅包括对某事件或者某问题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官方机构或组织的一些观念和观点，也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第二，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学术方面都紧跟美国，在西方的当代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美国居于主导地位。 西方中国研究的机构：美国占据主导 虽然在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但无论是从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说，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专门探讨当代中国问题的小组，美国的学者人数最多，有300人；澳大利亚第二，可是只有19人。这种主导地位还反映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国际性语言是英文，美国学者的研究趋势代表了全球当代中国研究的趋势。所以，最早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美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美国，一些主要的研究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诸如传统意义上的五大院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此外，还有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里的一些研究中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大院校的中文图书馆中，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历史的许多资料。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冷战中“了解你的敌人”这种观念的影响，美国政府以及一些私人机构都向这些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从而使这些研究中心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包括在更广的学科领域培养新一代年轻的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们不仅做有关汉学和历史的研究，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这些专家分布于美国的各大院校，甚至澳大利亚和英国。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都由这几个中心来决定，因为那里拥有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中国研究中心，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级学校中国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中国中心，但它们的规模比起美国要小很多。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研究的第二大国，主要是因为分布于澳大利亚各个院校中学者自身的努力以及机构的支持。近五年来，澳大利亚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专著：孙万国和笔者合写的《大跃进》、David Goodman的《中国的南方改革》、新南威尔士大学有吉的《工业政策》、Mickle Dome的《政策贯彻的方式》以及KeapForest的《浙江省的政治经济》等。 当这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时，与大学的其他院系相比，在财政和政治方面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有条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学科培训被忽视；相反，这一代年轻人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不过，由于受到其他同事的影响，他们仍然被认为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视中国为“朋友”而非“敌人”观点的出现，这一研究领域投资的减少，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研究在理论方面仍然落后，但这种变化意味着学术成就更加独立于某一学科，尤其是对相关理论的研究。 西方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 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在西方中国研究方面汉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也做了很多研究，但相比较而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很少，关于高层政治的文章则根本没有。这一领域的权威有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些有曾经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观点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的前五年，随着新一代学者受美国政治压力的影响，研究发生了变化。 第二代学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在“了解敌人”这一口号的背景之下受资助培养起来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却非常同情中国，尤其同情“文化大革命”。从广义上讲，这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副产品，而且有些学者受“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对中国的态度比较积极。当然，这种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在60年代、70年代以至于80年代，这一领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但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许多著作试图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披露这场运动；一些专著和文章则更详细地涉及了高层政治的具体方面。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如农村生活以及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阶段还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并使用了新的研究资料，而不像研究以前的历史那样仅仅有官方出版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采访逃到香港的一些人，从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发生的事情，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新的方法对有关社会的研究十分有用，但对研究高层政治则价值不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尤其是《红卫兵》的出版，使高层政治成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