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独立、富强、统一的现代中国是孙中山立志革命的出发点，去除腐败的满清统治与创建现代统一的国家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两大目标。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设想用革命手段将满清专制统治及传统的封建一统制度一起根除，在“共和国”基础上重建现代统一的新中国。革命后，始料未及的社会局面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迫使孙中山对中国统一问题陷入更加艰苦的思考与探索。在共和国政权与自治的实施，列强与军阀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上，他都因应形势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认识，更新着自己的国家统一观念，并坚定不移地持守着建立现代统一国家的目标。 一、以革命为手段，以共和为目标 从最早的革命文献《兴中会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因不忍于中华民族被列强“瓜分豆剖”，痛心于中国受不思改革的满洲贵族统治而日趋落后，而立志从“排满革命”入手以解救为列强“蚕食鲸吞”的国家。他起而革命既鉴于国家日益被鲸吞和割裂，而他对国家统一目标的追求又与改革中国半殖民地命运、改革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中国受满洲贵族统治的现状联系在一起，即与革命联在一起。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即能制止列强分裂，革命即能恢复汉民族独立地位，革命即能统一中华民族于共和民主政治之下。因此，革命成为他追求国家统一的手段。早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十六年，孙中山就开始了他暴力革命的活动，并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组织过十数次武装起义对满清贵族的无道统治予以打击。辛亥革命后，鉴于北洋势力控制下的中央政府违背法律，解散国会，滥行无道的行径，孙中山又以“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为旗帜，与军阀政府对抗，继续革命直至身殁。革命几成孙中山终身从事并为之付出全部的事业。 孙中山开始实行暴力反清时很为人侧目，他不仅因此被清政府驱赶、通缉，还被国人传说为乱臣贼子、江洋大盗。在孤独地摸索了五、六年后的二十世纪初，为清政府极端不智行为震惊的国人才开始同情他的所为。此后，国内渐行渐高的爱国风潮及不断激进的思想宣传，促使一批学子、儒士走近倡导革命的孙中山，并初步形成目标一致的革命团体。 然而，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主张改革中国社会的各派人物一直在进行着“革命”还是“立宪”的争论，当时，立宪派对革命条件不成熟的分析可谓恰如其情，对革命将导致“流血”、“内乱”的预测亦不无道理，但为立宪派故意忽略的另一面——清政府不配也不会承担立宪改革的事实，不仅为革命派所把握，而且为历史所证实。革命派不是靠声音强大，理论正确压倒了立宪派，而是在清政府倒行逆施行径的反证及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风潮形势推动下，赢得了历史对革命的选择。历史的最终选择与孙中山最早选择的吻合，使孙中山被人们认定为革命的先行者。 革命会导致内乱，还将引来分裂，这是当初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最为响亮的理由。企望国家统一的孙中山为什么不以此为惧，认定要以革命手段谋求统一呢？多年后，孙中山在与日本神户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有过如此解说：中国如不能脱离奴隶的地位，即使是统一的，“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他举英国占香港一例说： “香港的海军当局计划香港的防守事宜，想要香港对面的九龙地方，又看到北京政府很软弱，很容易欺负，可以多要求，所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不只是要求十几方里，而是要中国割两百多方里，当时北京的统一政府，非常的怕外国人，当然是听外国人的话，准英国的要求。于是香港政府便派兵进九龙，接受领土。本地的土人，一遇到英国兵，便和他们开战并打败他们，（英国人）于是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政府便打一个电报到两广总督，要他执行。两广总督得到了北京统一政府的命令，当然是严厉执行，便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谈话第612页；） 孙中山说：这样的统一政府是听外国主人话的政府，对本国人杀人放火也会做，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对中国人民却有害无利，中国人“又何贵乎这种统一政府”（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74页。）。可见，孙中山选择从破坏入手，是不愿中国人在软弱无能的政府统治下做双重奴隶，不愿眼见着中国国土一点点被腐败政府出让与列强。他希望在提升民族地位后，重新进行内外关系的整合，再创现代的国家统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有这样两个指向： 其一，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打破封建大一统模式，恢复汉民族自立局面。因为被“瓜分之原因，由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注：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56页. ），要免除被瓜分的危险，“非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 其二，革命后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一个现代的统一的国家。“驱除鞑虏”的革命不是要建洪秀全那样与清朝对峙的偏安朝廷，是要建使汉民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享有同等权力的现代统一的国家。 这样，孙中山在选择以革命为手段的同时，还选择了以共和为目的。 为什么要选择共和为革命的目标？这首先是因为孙中山坚信共和制度能够有效的避免中国的内乱，是保证革命后国家重新统一最佳方式。孙中山认为，历史上每经一次变乱，必然会出现“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注：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书店据民智书局1930年版影印，演讲第75页.）。他认为中国正处“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就是自己亡其国……所以我们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共和政府不仅可以保证各地方利益不受侵犯，由此避免争战而达成国家统一，还可以“保其独立及领土完全”（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1页.）。其次，建立共和制度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历史进步的潮流，处世界潮流之中的中国应“取法乎上”，不能再落后于时代。再次，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本就具有共和制度的传统，“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页.），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治，就是共和思想的最好体现。基于此三点认识，在比较了各国民主政治之后，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共和制度最优越，最适合于中国所用，于是坚定了在推翻满清后，建立美国式共和制度的决心：“非改建共和，不足以言救国，非推翻清室，不足以建共和”（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