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因为环境和语言的限制，接触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比较少，也比较晚。1988年，当时还在读我的博士研究生的杜蒲，把他翻译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拿给我看。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完整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著（注：以前看的大多是著作篇章的摘录和某些文章及书评。例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的评论中国共产党60周年的文章《从乌托邦去和回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周期》等。）。这本曾被美国《外交》季刊评为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中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寥寥无几”书籍之列的著作，确实是一本好书。看后感到颇多启发，受益匪浅。因此，当杜蒲要我给这本书写个序时，我便欣然同意了。写点什么，当时是颇为踌躇的。最后我认为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宜的题目：《另一角度的考察》。在短序中，既写出了我认为应该肯定的该书的特点、优点和不足，又指出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差异。故名之为“另一角度的考察”。今天回头来看16年前写下的这篇短序，自认为基本观点还是可以站得住的，但又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双方经常性的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强调不够。 后来我接受一项任务，主持一项课题，即《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众所周知，由哈佛大学的两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这部大部头专著也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一次全国性的书展中竟名列十大畅销书之列。而在中国，学术专著一般是很难成为畅销书的。这样，如何看待和科学评价这部外国学者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应该给予答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完成这一课题的几年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要全面、科学、准确地研究和评价历史，必须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对任何一种不同见解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如果出于一种僵化立场和对立思维而对不同的见解断然排斥，那必然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正是有感于此，我写的这篇论文，又采用了这个老题目，不过加上了“思考”两个字，也算有一点与时俱进吧。 （二）另一角度考察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70年前说过一句名言：“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时至今日，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稍微重大一点的事情，都会瞬间传遍全球，以至“地球村”的称号成为一种公认的现实。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说，研究古代直至中世纪各国的历史，虽然也必须注意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相对说还是比较轻微的，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研究近现代的、特别是20世纪的世界各国史，则国际环境的影响往往是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既是客观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刚性要求，也是当今史学研究最大的时代特征。 适应这种客观需要，不只是本国学者研究本国的历史，而且常常是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某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多国学者协力研究某一个和多个国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情形已日益成为常见的事情。随之，国际间的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也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使是某国的学者在独立研究本国的历史时，也必须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虑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判断，这也已经是众所公认的客观需要了。 首先，这是历史亲历者之间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也是20世纪下半叶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今年是共和国成立55周年，在这55年里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亲历者。而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中国人，则是共和国整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1949年10月1日，我就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斯大林广场上，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通过无线电波，亲耳聆听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歌声、礼炮声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声。当晚参加了庆祝狂欢和提灯游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然，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正是这各不相同的经历之间的交流，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其次，不同资料、档案、文献的交流可以发挥很大的互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档案，最丰富的自然是她的主体自身。但她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档案，则是双方或多方共有的。还有同一时期通过不同渠道而获取的各种不同的档案资料，散存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之中。在互相隔断的封闭状态下，每个单独研究机构或社团、单个研究人员所掌握的历史档案资料，实际都是不完整的，有很大局限性。特别是在互相对立、甚至敌对的状态下，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历史虽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作为主体的人是自觉的能动的。不仅有包藏，有隐瞒，有时还可能有故意欺骗，有预谋地示之以假象。这就造成某些历史事件的扑朔迷离，真伪莫辨。查清历史真相之法，除了尽可能详细地把握历史档案并逐一认真核查等之外，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应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学术交流是去伪存真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再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交锋和商榷，有助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科学性。不要说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很多事情、人物有不同的分析、认识和评价，就是中国学术界自身也是经常处于分歧和讨论之中。不仅有不同观点的论争，矛盾不可开交时，有时甚至要诉诸公堂。因此，同国外学者认识的分歧，不同学术观点的商榷，已经被认为是学术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只要大家都本着善意的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态度，其效果会是积极的有益的，而且可以促进各自的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