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是自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就已经在客观上决定了的。作为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一开始并不愿屈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不愿拿俄共（布）的卢布，但他最终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将党的工作置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共采取了集权制的领导方式。从思想路线到策略方针，从联络对象到打击目标，甚至在什么时候应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共产国际，包括联共（布）领导人，都对中共一一作出指示。这样的指导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的领导人学到了一些驾驭政治斗争的艺术和本领；另一方面，则使党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甚至迷信。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几乎成了“圣旨”，中共只能设法贯彻执行。甚至对于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也很少有自觉的、坚决的抵抗。 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除了直接向中共发出指示外，还派代表到中国具体指导中共的工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不正确的指导，虽曾有过抗争，（注：1924年8月，鲍罗廷同意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共中央也作出决议予以否认。在中共的极力反对下，“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但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一般情况下都是尽量予以理解、消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样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必然带来不良后果，其集中表现是：中共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不得不追随着莫斯科的指挥棒来安排党的工作。大革命后期，在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失去自主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随机处理重大事务，只能坐等千里之外的莫斯科方面的指示。当时通讯条件极不发达，信息沟通颇为困难，莫斯科方面的指示难以及时到达。而莫斯科驻华代表之间又矛盾重重、意见不一。最终导致中共中央在紧急关头束手无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问题曾进行过反思。这本来是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机遇，是促使党逐渐走向成熟，并学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契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反思是在维护和支持共产国际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党不仅并未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结论，寻找到一条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途径，反而在被动服从甚至盲从共产国际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当斯大林等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不仅认可了这种观点，而且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将对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批判，演化成对陈独秀个人的批判。当时中国党内虽然也有人提出应该追究共产国际方面的责任，不过这种声音极其微弱。即使这种微弱的声音，也被无情压制和坚决封杀，难以起到警醒全党的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斯大林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对华决策也越来越集中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透露，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给中共的指示，首先要征得惟斯大林命令是从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同意，然后再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才能发往中国。这样，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性”便越来越不容质疑、不容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听到中共领导人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有不同声音，也看不到对错误指示有坚决的抵制。 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共产国际活动中的教条主义逐渐加强，从而导致了中共思想路线的僵化。党的主要领导人仅仅满足于在理论上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既看不清中国的实际国情，又听不进党内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拼凑大量“事实”加以诠释，以便证明“革命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之下，党在“左”倾错误的泥潭中愈陷愈深，难以自拔。结果，许多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历尽艰辛开创的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最后不得不选择长征。 事实证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上的，是被动服从的，有时甚至是盲从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共产国际的纪律，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来已久的、浸入中国人思想深处的那种传统理念。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在短期内就能消除的。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共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就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对于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也要俯首尊从。另外，党在现实的斗争中确实还需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从精神到物质，从理论到实践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共被动服从共产国际的不可避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