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弼时的光辉一生中，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使共产国际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在此期间，他对党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在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作用。 任弼时被派往共产国际的缘由 任弼时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被派往莫斯科的。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何凯丰、任弼时、张国焘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任务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任弼时于3月5日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地，乘苏联飞机于3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的。 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呢？此时，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严重关头。华北和华东大块领土和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日本侵略军以速战速决的嚣张态势，把战争的矛头直指陇海路，徐州岌岌可危。一旦武汉失守，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中的投降主义情绪就会增长，亲日派和主和分子力量就会抬头。这对抗战的局面是非常不利的。在这严重关头，本来非常需要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拿出一套对策来。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思想不一致，意见分歧，主要是1937年11月29日由莫斯科抵达延安的王明，对中央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重大决策颇多指责。 王明自1931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起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为了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到国内的。同时回国的，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1937年11月13日，季米特洛夫在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谈话中，宣布：“我们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注：季米特洛夫1937年11月13日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2页。）这样就由正在莫斯科治伤的王稼祥（化名张烈）接替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王明到了延安，下车伊始就哗啦哗啦发表议论。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就长篇累牍地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报告（既有书面报告大纲，又有一个口头报告），指责抗战以来中央强调的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是会影响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变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注：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王明的这些说法，都是冲着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他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的，因而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有很大的迷惑性。在1938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报告，仍然坚持他在统一战线上投降主义的基本立场，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注：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王明的“新方针”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之间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二是在战争问题上，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在日军咄咄逼人大肆侵略的态势下，这两个问题对于能否巩固国共合作，能否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关系极大。由于王明的“新方针”涉及到共产国际，不少主张来自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必须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而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前离开国内的，对国内情况并不具体了解。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需要派专人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决定任弼时担当这项任务。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住进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公寓，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稼祥见面。王稼祥十分高兴。他本来就很敬重任弼时，1931年3月，作为由任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彼此合作共事，相处得非常好。这次重逢后，他向任介绍了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和自己治病的情况，任也向他介绍了近年来国内的情况以及王明回国后的一些主张。在支持和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军事战略的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王稼祥全力配合和支持任弼时的工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想尽办法，做好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尽快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战的实情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他们的支持。王稼祥原先就是因为治伤才到莫斯科的。1937年6月16日，他在上海出国前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的信中说过：“回想近数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成了同疾病同伤口作斗争，而未能参加党的工作与政治活动，这实在是幕悲剧，令人苦恼与痛心。如这次能把伤与病医好，我是想很快的回来剔口工作，我是不想在外国过老的。”（注：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1937年6月16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5页。）1937年11月王明动身回国前，王稼祥又向王明提出，希望王明回国后立即向中央反映，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只能暂代一时，不能久留，请中央另派人来接替他。任弼时来莫斯科后，待他向共产国际作过两次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后，王稼祥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才得以实现。王稼祥回忆，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还讨论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公开的，一个不公开的。我于是提出我回国，留任弼时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任弼时同志同意后，季米特洛夫也同意了。”（注：王稼祥：《我的履历》（1969年），未刊稿。）于是，中共中央致电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意派张烈回国工作”。1938年7月初，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由任弼时接替，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 任弼时1938年3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后，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注：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4月14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报告大纲分五个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约一万五千字。5月17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64-207页。）这个口头说明和补充，约二万八千字，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发挥和进一步申述。主要内容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