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战时期安徽省战争损失、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资料，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难民迁移的主要因素：战祸与自然灾害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造成难民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安徽省是中日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淞沪会战日军占领上海后，即分兵西进，会攻南京，其中一路相继占领了安徽境内之广德、宣城、芜湖等地；徐州会战开始后，津浦路南段、陇海线徐州以西成为重要的战区；武汉会战期间，武汉外围之皖境又成为中日双方激烈的交战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日军相继占领了安徽沿江、沿淮和津浦、宁芜、淮南三条铁路沿线的城镇，其它许多县境相继遭到日军的窜扰。据统计，安徽“全省六十二县中，始终未为敌踪所及仅十一县。在皖南为宁国、休宁、歙县、祁门、黟县、绩溪、旌德、太平、石埭等县，皖中则霍邱、岳西二县而已。”（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二章·各县受战争影响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部分县份中、日军队曾展开激烈的争夺，数次易手。至抗战胜利前夕，全省境内“全部沦陷者十五县，部分沦陷者二十四县，完整者共二十三县，总计沦陷区面积约为六万方公里，占省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一。”（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一章·总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 残酷的战争使安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房屋被焚，工厂被毁，大量耕地荒芜，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和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觅栖身之地。如：芜湖，1937年12月7日，即遭日军轰炸机群大规模的空袭，“从湾里机场到车站、码头和号称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商业中心十里街与国货路、吉和街、陡门巷等主要街道、马路，均被夷为瓦砾废墟，延续二十多天，烈火硝烟遮天蔽日，血肉横飞，尸骸遍地。”（注：赵铁吾：《揭露日寇侵占芜湖的罪行》，《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沦陷后，“储存在江口及沿江两岸的数十家仓库，被日军掠夺一空。”（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合肥，被占领前，“日军进行了长达5个月共40多次的轰炸，60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达5000万银元，全市142家纺织作坊，所剩无几”；安庆，沦陷后很长时间“几乎成了一个死城，……不少工厂、作坊停产。”（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南陵、繁昌、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等县“先后被敌窜扰，大小村庄、市镇全遭焚毁，未及逃出民众尽被枪杀或奸辱，农作物尽被践坏，耕牛悉被劫去，米盐物资被搜刮殆尽，……数十万难民，流亡载道，哀惨情状，待赈孔殷。”（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等致振济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96。） 据《安徽省统计简编》，1937-1943年7年间，安徽遭敌机空袭1513次，投弹18783枚，毁坏房屋127，096间，死伤民众14422人。（注：安徽省政府统计室编印：《安徽统计简编》（1944年7月），第133页。）另据《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战时安徽省被毁房屋共达938,115间。（注：参见《安徽省各县房屋损失暨修筑需材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廿一(2)/209。） 农业损失也非常惨重，其直接损失：“耕牛11.1万余头，耕犁9.94万余件，农具300.6万余件。”（注：唐锡强：《抗战时期日伪对安徽的经济掠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重要粮产区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战时减产总为20,672,060市担，折合为1,033,603公吨。”（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工、商等业损失也是如此。 战争的惨重破坏，使大批民众生活失其凭依，许多人也由此失去谋生的基本途径，同时，民众的住宿、生命财产和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为避战乱，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觅栖身之处。 战时安徽灾害也十分频繁，水灾、旱灾、虫灾等连年不断。受灾区域遍及全省各市县，且常常是多灾并发，交错一起，致使大批灾民家破人亡，背井离乡。 据孙语圣研究，整个民国时期，安徽“沿江一带大约每隔两年出现一次水旱灾害，江淮地区每隔一年多出现一次水旱灾害，而沿淮地区则每隔一年或不到一年就出现一次水旱灾害。”（注：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在众多灾害中，淮河流域之水灾尤为惨重。1938年6月，为了阻遏日军在豫东的推进，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赵口一带决堤，虽一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但滔滔洪水淹没了豫皖苏地区数以千计的村庄。这场人为灾难，使安徽淮水流域18县被灾，“淹没田亩二千三百七十八万余亩，灾民达三百万人。”（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事件，带来无穷的后患，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度，“嗣是而后，黄泛主流，因挟沙过多，淤垫甚速，侵夺河道”（注：《安徽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第三章·结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209。），致使淮水支流频繁决堤，灾情惨重。如1939年，“阜阳被灾区域占全县十分之八，被淹田亩三百五十六万余亩，灾民七十余万；太和被淹区域占全县十分之七，待赈灾民四十余万；颖上被灾面积纵横百余里，灾民二十余万。”（注：《廖主席电为淮堤溃决灾情惨重请拔发急振由》（1939年8年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凤阳、霍邱、五河、寿县、泗县、临泉、灵璧、盱眙等县，水灾惨重，一片汪洋，百万灾黎，无衣无食，疫疠丛生。饥寒交迫。”（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1939年10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又如1940年，“安徽所属之阜阳、临泉、亳县、太和、涡阳、颖上、霍邱、寿县、凤台等九县黄灾奇重，计阜阳被灾田亩四百七十余万亩，灾民六十五万余人；临泉被灾田亩五十三万余亩，灾民十三万五千余人；亳县被灾田亩十五万余亩，灾民一万三千余人；太和被灾田亩一百七十余万亩，灾民四十五万余人；霍邱被灾田亩二十八万余亩，灾民三万余人；寿县被灾田亩二十三万余亩，灾民二十余万人；凤台被灾田亩二百五十余万亩，灾民十五万余人。全区被灾共九县，被灾田亩共一千二百一十余万亩，灾民一百九十余万人。”（注：《内政部公函渝警2695号》（1940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一一六/425。）1941-1943年，淮河上游10县被灾田亩分别达为1,448,594亩、1,514,546亩和12,488,634亩。（注：《六年来淮域各县受灾情况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09。）安徽省政府虽动员民众进行筑堤防泛，但成效并不大，且仅限于上游部分地区，“其余凤台、定远、泗县、盱眙、五河、灵璧、怀远、天长等八县，因在敌伪窃据之下，无法施工，听任其流泛，灾情之重，尤甚于上游各县。”（注：《六年来淮域各县受灾情况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一/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