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关于政治动员的内涵，却各异其说，界定不一。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政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在国内，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注：《中国小百科全书》（第4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尽管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构成政治动员的一些基本要素则是大家所认同的，动员手段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政治动员手段，即动员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所采取的影响动员客体的策略、方式、途径。一般说，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构成政治动员的两极，动员主体的动员策略、方式、途径是联系这两极的“媒介”，因此，动员手段在政治动员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政治动员的主要内容（注：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了担负起“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重任，在政治动员实践中，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采取了多种动员手段，如组织控制、建立外围组织、权威支配、政治宣传鼓动和受训教育等。本文拟以动员手段为切入点，剖析改组之初的国民党所进行的党化教育及其政治效能。 一、利用各种途径，加大政治宣传力度 国民党改组后，非常注意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政治宣传。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讲话时，明确指出，此次改组不仅要改造国民党，还要改造国家，从而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并解释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也就是要求党员奉行主义，宣传主义，说服和带领全国人民都信仰和奉行国民党的主义。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所阐释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和政纲等等。考虑到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把宣传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看作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 孙中山多次强调宣传的重要性，他认为宣传就是“言语文字的奋斗”，与“用枪炮去奋斗”同样是“为本党主义奋斗的事业”（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9页。）。并指出：“党的改进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揽许多好人来为党做事。”（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国父全集》第三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35页。）“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实际上就是要对民众进行党化教育。 为此，国民党人创办了自己的党报，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广州《国民新闻》、香港《香江晨报》、以及太原《晓报》、《国民新闻》等；期刊方面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党务月报》、《民生周刊》、《新民国》、《中华新报》、《江声日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1924年4月1日，还成立了中央通讯社。另外，还创办了国民党自己的印刷所，即上海的民智印务公司，亦即民智书局。他们利用这些言论机关，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等。 同时，国民党人还举办各种政治性演讲会、报告会，邀请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领导人物发抒党见，宣讲时事，介绍党务发展。1924年5月1日至5日，工人部在广东教育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孙中山应邀前往演讲，他说：如果中国工人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根本上还要有一种办法，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是这种的根本办法。所以诸君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还要服从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中国工人……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要实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要奉行三民主义，赞成我的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0页。）7月28日，国民党农民党员在广东大学礼堂开联欢会，孙中山、廖仲恺等应邀出席了联欢会，并发表了演说，《广州民国日报》记载当时的情景：“痛快淋漓，掌声不绝。”8月，孙中山亲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第一届农讲所毕业生发表演说，他指出：“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12月，粤军讲武党特别区党部成立，邀请廖仲恺到会演讲，他说：“今日成立区党部，各同志对于党之主义，务须努力宣传，方不辜负此种组织。”（注：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1925年5月25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邀请汪精卫演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年8月，在广东佛山，市党部筹备处指示，各区党部、区分部至少每星期举行一次演讲，以扩大政治宣传效果。1926年4月14日，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发起召开欢迎青年代表大会，邀请甘乃光、陈其瑗、萧楚女、毛泽东、恽代英等到会演说。1926年4月26日，广东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邀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表陈曙风演讲，其“发挥革命理论，令人动听”。散会时，党员学生们高呼口号：“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实现党化中山大学”、“拥护中央党部”、“广大特别党部万岁”、“孙文主义万岁”（注：《广大党员大会详情》（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举行下层青年大运动，特邀请汪精卫、陈公博、谭平山、高语罕等到会演讲，以资指导。同日，航空局特别党部第三分部为了了解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内容，特邀恽代英到会宣讲，称党员“对于恽代表之演讲，异常留意，演至淋漓痛快时，鼓掌之声达于户外，亦一时之盛状”（注：《航空局党部之演讲》，《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