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以“革命”频发而著称。美国研究革命现象的著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注：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序言。）邹谠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注：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以来，中共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之前的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划分革命“新”“旧”的标准，主要是以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不同而设定。若超越这种一党立场的革命史观，1920年代在革命史上的转折意义还可以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观察。 清末以来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因辛亥革命而告终。然而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 在三大党派的大力宣导下，不仅“革命”一词成为1920年代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实现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改良及其他救国途径（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等）被视为缓不济急和舍本逐末。革命高于一切，甚至以革命为社会行为的惟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革命”话语及其意识形态开始渗入到社会大众层面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和心态。 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即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与此同时，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考察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目光仅投向国、共两党，而轻忽和漠视中国青年党及其国家主义思潮的存在和影响。这种长期习焉不察的轻忽和漠视，其实仍是当年国、共两党“革命”意识形态之余绪，亦即将青年党定性为“反革命”党派。历史研究者有意或无意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优胜劣败”和“成王败寇”观念的束缚。事实上，历史进程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该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所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有关这一段革命历史的书写，不能只让一个党派发声，而遮蔽其他党派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尽力“复原”和“再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党派“众声喧哗”的状态。本文试图脱逸“国共合作”的传统框架，将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放回到国、共、青三大政党党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侧重对三党各自所表述的“革命”话语予以比较分析，（注：近年来，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革命”话语之学术性讨论，主要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2期（2003年12月）；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收录于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中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王思睿、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网站“思想的境界”，2002年2月）。此外，尚有李泽厚、刘再复著《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该书大体属于非学术研究性的随感录。）尝试从观念史的层面来重行检讨这场革命的开展，冀能对以往史学界有关此段历史的书写因党派立场所导致的偏执和专断有所修补。因本题所涉面过广，本文的讨论仅是举证式的粗疏描述和分析。至于各党内部之细密爬梳，尚待另作专文探讨。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抵达神户时，见当地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消息。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但此事不见于孙中山本人记述。冯氏之事后忆述未必可信。据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记载。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