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史学界和学术界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笔者认为，对如下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一、关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不在“文化大革命”的范畴之内，但却和“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关联。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些话表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其之后，毛泽东对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成员已经产生了误解，随着他们关于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建设主张分歧的日益加深，毛泽东最终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清除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导致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起点。 但是，关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评价，不少著述认为：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并对所犯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了民主，统一了认识，为经济工作的调整和动员全党战胜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毋庸置疑，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大会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统一了认识”两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党组织存在的个人专断而导致的“一言堂”和瞎指挥现象格外关注，他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都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1](p75)。报告实质上批评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推祟的“书记挂帅”的观点。 为克服上述现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2](p119)。会议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要求各级党委“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3](p164)。 如果仅从上述现象分析，大会对因党内个人专断所造成的危害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所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诚恳的，由此也可以得出大会统一了思想的逻辑结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虽然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其内心并不赞同刘少奇的讲话，而倾向于林彪在这次大会讲话中所提的“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2](p64)。会后，毛泽东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此件（指林彪的讲话）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p62)在4月29日他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回答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的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3](p830) 在毛泽东内心认同并赞誉林彪这篇充满个人崇拜讲话的情况下，七年人大会上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值得深思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恢复，始终潜伏着个人专断随时泛起的暗流。 如果说当时的自我批评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则说明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原因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党内仍然存在着思想分歧。因为，在刘少奇看来，造成当时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而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主要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虽然在会上也承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并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主要在于省、市、县三级党委负责人，没有认识到中央领导层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事实上，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首先来自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958年春对“反冒进”的批评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毛泽东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甚至还说：“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1](p119)特别是他对林彪讲话的肯定则进一步表明，在对造成困难原因的认识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仍然存在着分歧，并没有统一认识，并从此埋下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