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蓝图的绘制 五四时期前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载体，民主”与“科学”不断被先驱们赋予政治、文化内涵，与他们心目中未来社会的纲领化想法纠结在一起，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甚至是革命救亡、富国强兵的利器。但是，民主、科学观念传播从一开始起，就僭越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由制度层的价值理念支持和技术层的物质保障提升为一种结束皇权、批判专制的政治、文化行为，并在传统与现实的不断整合，以及政治斗争的激荡冲击下，被塑造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 张灏先生在论及五四启蒙思想时，指出先驱们普遍存在将德先生、赛先生升格为德菩萨、赛菩萨的倾向[1]。他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多从民族主义视角，以及传统道德的群体取向去认识民主、阐释民主，虽然他们也试图将其与“制度”、“程序”接轨，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外来侵害，但是民族救亡的迫切和传统精神命脉的维系，还是在不经意中赋予民主以社会改造和促进民族富强的强大功能，“民主救国”思想广泛散布。 早在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把西方的民主思想视作为中国“起死回生之灵药”；陈天华也预想，“民主革命的结果是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前，增进万倍”。 到了五四，启蒙先驱纷纷著书立说，倡导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表达要求个体独立的理想。不过，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传统的束缚而发，当传统偶像颠覆之后，走出传统礼数束缚的个人，必须进一步融化于一个亲密无间、和谐有致的理想社会。个体“小我”与群体“大我”悖论不绝，民主的个体性与民族的群体性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民主”如斯，“科学”亦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科学信仰，而非技术层面上的科学器物，“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2]。“非科学无以经纬”不啻为当时的一份科学主义宣言书，倡导科学观念的目标在于文化批判和政治解决，并非科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科学发展相反的道路。 在西方，科学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和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是与科学自身的成长线性相关的，而人文领域对科学的关注也“只是到了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的时候，对于系统地研究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影响，社会学家们才会严肃地加以对待”。换言之，“科学在被当作一种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的价值，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辩护”[3]。 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五四前后，我们还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科学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开始从社会危机和文化心态出发宣传科学信仰，直接获得了科学的社会价值，而有关科学概念的本体意义却被忽略了。 “德先生”的西来与中国化 在五四启蒙先驱那里，“民主”、“科学”纲领存在着政治化、社会化倾向，但比较而言，“民主”因为更契合知识分子反封建争自由的“最后觉悟”需要，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科学”。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把“民主”要义理解为“人权”，认为“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6年9月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呼吁青年“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乘风破浪”，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1919年2月《每周评论》署名一湖的文章认为：“旧的世界渐渐死灭，新的世界潮流渐渐产生”，“现在时代的根本思想，依我看起来，就是个‘得莫可拉西’，现代的根本思想，除了‘得莫可拉西’，是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宣传的规模还是声势，五四时期民主思潮都是空前的。 关于“民主”，李大钊曾说：“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4]为了与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相区别，他把民主内涵分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一是解放的过程。“现在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面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一是大同团结。挣脱封建专制羁绊，获得个体解放的人们，积极参政议政，真正实现“民众的大联合”[5]一句话，这里的“民主”以个体的自由解放为起点，而以集体意识的大联合为归宿。 应当承认，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民主论者中，很少有人是纯粹出于追求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乃出于救亡和富强目的而涌向民主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兼有民族主义与寻求自由解放双重动机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基本上就属于后者。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由、人权、平等、独立与“民主”之意相通，人的个体解放是通向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陈独秀将平等人权、独立人格、思想自由视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他宣称：“我们既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的必需品。”[6](P251)不惟“自由”如此，个体独立亦是“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个人之所拥护的”。在陈独秀看来，“最足以变古之道”又能体现西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是“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联系他之前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言论，可以看出，陈独秀是把民主与人权当作一回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