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相继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务，发表了大量有关农民问题的言论和主张。混杂、动荡的时局，加上自身的思想基础，使他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兼具双重性质。从思想与社会互动层面来开掘邓演达所建构的农民问题的真正意味及其思想资源，可以改变邓演达研究中所存在的概念上的逻辑推断，揭示现实发展同思想变化的双向运动。 一 1927年，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在此转折年代，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建构了具有时代意义和自身特色的农民理论。 （一）“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如何认识封建制的根源与危害，直接关系到怎样发动农民的问题。邓演达首先指出：“农村的经济基础，就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如要“把中国革命的对象消亡”（注：《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就要在政治上推翻封建的统治，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推翻租佃制”，实现“土地农有”（注：《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辛亥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只挂了共和国的招牌，整个的封建社会仍未有变动”（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2日。）。因此，如果革命不能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1日。）。唯有颠覆这个基础，才能改变农村的秩序混乱、生产力低下、农业技术停滞、家庭手工业破败、农民生活穷窘的状况。 “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受着封建政治及大地主买办联合的压迫和剥削”，“感觉革命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因此，中国的革命，必须“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由此注定，“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是区分“革命的朋友”、“革命者”、“反革命者”的准绳。邓演达针对蒋介石、汪精卫压制农民运动的行径，揭露这是“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而不是整个的三民主义。要求“打倒一民主义，半民主义”（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 （二）“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要求革命必须实现农民自身的解放。邓演达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期间，明确要求学员们不要“为求官而来”，而要抱着“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注：《邓演达文集》，第111页。）的宗旨。在围绕农运争论纷起之时，他力主如果国民革命的目标不“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那么，肯定“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注：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11页。）。在旧势力代表对农民运动的个别缺陷横加指责之时，他主张“站稳立足点”（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达到“使国民革命之胜利成为农民的胜利”（注：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而止。这些思想，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注：《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的思想是一致的。 农民解放自身的运动，必然会造成农村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怎样看待农民的要求和行动，成为判别是否相信农民力量的基石。在此情况下，邓演达能肯定湖南所出现的新气象，指出“乡村政治日即清明”的原因，“全由农协监督之力”（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日。），也为全国农民树立了一个“确实的信仰”和“好榜样”（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第82页。）。在1927年4月革命的关键时刻，邓演达又同毛泽东等人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强调农民协会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袭击。”针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诬蔑，他提出，农民运动之所以被目为“痞子”运动，是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才堕落而成失业农民，才堕落而成农民无产阶级”的。如果倒果为因，只“以细枝末节”看待农运，必然走向错误的途径。当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受到推残之时，他主动呈请武汉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严惩屠杀工农的反革命分子。指出“无论何人，无论用如何绝大力量，都不能扑灭农民革命”，表达了对农民运动命运的极大关注（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三）“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意志只有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变成国家意志。农民解放能否成功，在邓演达看来，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能否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两环。农民“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的现状，决定了农民的解放在“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的前提下，一切目的“无从说起”。只有“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才可达到“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注：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09页。）。而农民协会就是通向这种道路的直接途径。1927年3月，农民运动在湘、鄂、粤、赣、豫、鲁、苏等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前提下，邓演达认为成立“全国的农民协会组织”，是“刻不容缓之举”（注：曾宪林、万云：《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这直接促成了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协调、指挥全国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湖北省到1927年5月中旬，出现了“每天增加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五千人”（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日。）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