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执掌北洋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倒台。应冯玉祥国民军和段祺瑞、张作霖皖奉军阀等反直派的邀请，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颇为重视。但是，北上期间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是如何认识评价的？这种认识对孙中山北上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似未引起关注。实际上，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决定到北京“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认识变化，无疑是孙中山对当时北方政局客观形势急剧变化的折射反映，也凸显了孙中山联合军阀打军阀策略的最后失败，从而使他更坚定了沿途北上唤醒民众、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本文拟就此进行考析。 一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爆发至11月上旬，孙中山认为这次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但是，北京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于是决定去北京造成革命的基础，筹划中央革命。 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之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固然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爱国民主思想，是由于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争权夺利的严重冲突，也是由于段祺瑞皖系军阀、张作霖奉系军阀对冯玉祥的极力拉拢。另外，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冯、胡、孙的联络工作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历史上都有过爱国民主的进步表现，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过联系。冯玉祥辛亥革命以来参加过滦州起义、反对帝制、讨伐张勋，响应过护法战争。胡景翼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起义于陕西耀州，后东渡日本，入孙中山主办的军事学校——“浩然庐”中学习兵法。护法战争中他即起响应，在陕西三原独立，与于右任共同揭起“靖国军”旗帜；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滦州起义、讨袁战争。 尤其是冯玉祥，与孙中山早就有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护法运动中，冯玉祥在湖北武穴停兵不进，并于2月14日、18日先后两次通电主和。（注：《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三户印书社印行（作者和出版年代不详），第56-60页。又及：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9页所说“我在1月14日和18日发了两个通电”，时间有误，1月应为2月。）孙中山于3月4日致函冯玉祥，对其“热诚护法，努力救国”表示赞佩。（注：《致冯玉祥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72页。）1920年7月，冯玉祥率部驻扎汉口后，曾致书孙中山表示敬慕之情，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注：孙嘉会：《冯玉祥小传》，北平戊辰学社，1933年再版，第60页。）孙中山接信后，密派徐谦、钮永键执其亲笔函于9月底到汉口会见冯玉祥，表示慰问，使冯“很是兴奋感激”。随后，冯玉祥派其秘书任佑民去广东回访孙中山，并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时，他“当然无不尽力以赴”。（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3页。） 1922年起，一些国民党人多次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冯玉祥、胡景翼以实行“中央革命”（亦称“北方革命”）的计划。1922年，国民党北方特派员王用宾回到广东向孙中山提出“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的意见，“极蒙赞成”。（注：《王用宾1933年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的说明》，转引自董安邦：《1924年孙中山为什么北上》，《民国春秋》1989年第1期，第32页。）同年马伯援奉孙中山命赴陕西访冯玉祥、胡景翼时，曾“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页。）1923年10月，马伯援到广州向孙中山力陈“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即指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表示：“你的计划，有许多可行的”，并请马伯援和徐谦“从速着手”此事之进行。（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是年12月，马伯援再度赴北京访问冯玉祥，告以孙中山对其的殷切期望，冯玉祥当即表示：“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即徐谦）。”（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2-33页。）1924年1月，孙中山派孔祥熙将其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赠送给冯玉祥，冯“环诵之余，见建国之方井然。因与胡笠僧（即胡景翼）、孙禹行（即孙岳）二友共作深刻研究，思有以实现之。”（注：《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孙中山派遣众多国民党人赴北方做冯、胡、孙的工作。徐谦、王正廷经常与冯玉祥见面，往来至密，并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相识，经常谈论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冯“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8页。）于右任、焦易堂、刘允丞（守中）等赴胡景翼处，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分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带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注：鹿钟麟：《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153页。）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19日，孙中山正式委任“张继、王用宾、刘守中、续桐溪、焦易堂为军事委员”，（注：《任命张继等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09页。）联络北方军事。次日，孙中山“特派徐谦为冯军慰问使，续桐溪为陕军慰问使，王用宾为直军慰问使。”（注：《特派徐谦等职务令》，《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10页。）还于18日致函刘允丞，命其争取陕军支持北伐。（注：《致刘守中函》，《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04-205页。）于是，胡景翼即派刘允丞到上海，与于右任商量反曹锟、吴佩孚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