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宝山路大开杀戒，示威群众伤亡惨重。史称“四一二”惨案。 第二天，胡愈之给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三名国民党元老写信，就国民党军队的“灭绝人道之暴行”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书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戳。”（注：胡愈之：《就四一二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胡愈之文集》第2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2页。）同时在抗议书上签名的还有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和李石岑。这7人，大部分是开明派（注：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40年代末，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胡愈之、周予同、匡互生、刘熏宇等一批江浙籍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和立达学会会员，以相近的文化背景、文化气质、文化倾向和审美趣味自然聚集在一起，依托《我们》、《立达》、《一般》、《中学生》等杂志和我们社、立达学会、开明书店等机构，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以其稳健而稳定的文化倾向和文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可称为“开明派”的文学文化流派。参见笔者《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从“我们”到“开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等。）成员，其余的也与开明派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对这份抗议书作一粗略扫描，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一，他们不是职业政治家甚至不是对政治有特别兴趣的人，他们只是一群文人书生；二，他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追求社会正义和天赋人权；三，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决不苟安缄默，而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 这三个特点恰恰概括了开明派的政治态度。 开明派成员基本为新文学作家和文化教育工作者，他们以文化教育出版为业，以弘扬民族文化和发展新文化为己任，除此而外，他们始终保持相对低调超脱的作派，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参加任何政治性强的社会团体，对政党政治更是深具戒心，除胡愈之（注：1933年9月胡愈之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其党员身份直至半个世纪后他逝世时才公开。）外，其他人极少有党派背景。叶圣陶在谈到开明书店的时候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注：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年》，《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但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剧烈振荡的时代，一个黑暗与光明殊死搏战的时代，一个社会政治色彩空前强烈、社会政治斗争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管你对政治持什么态度，政治会找上门来，裹胁着你推动着你，并让你在政治主演的活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就决定了开明派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实际上，开明派在他们所信奉所坚持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中，就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而开明派也确实运用这些理念批判现实政治，主持正义人权，反对专制独裁，为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般而言，在抗战之前，他们纯就政治问题发言的时候不算多，最早的大约就要算胡愈之等人为“四一二”大屠杀给国民党的抗议信了。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以沉默的方式表示对政治的戒惧抵抗，这正如章锡琛在《新女性》的《废刊词》中所表露的，“左倾一点吧？在这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党治国家之下，也许因此被认为赤化，砍掉脑袋。虽然也是快事，可惜我们还没有这种勇气。”（注：编者（章锡琛）：《废刊词》，《新女性》第4卷第12号，1929年12月1日。）明显的变化发生在40年代。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逐步高涨，开明派也和全国人民一道，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发表了大量的声明抗议，1946年6月15日叶圣陶和王伯祥、周予同、郭绍虞、徐调孚、顾均正、傅彬然发表的质疑国民党遵守“双十协定”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和1947年2月朱自清等北平13教授发表的“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等等都是显例。不过，这些矛头针对专制独裁的抗议声明是有正义感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有的政治反应，也是属于纯政治领域的东西，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他们文化观念中所包含的并足以显示这一文化流派特点的政治文化。 在开明派中，最具有政治家素质的无疑是胡愈之。他每每就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发表看法，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下笔深刻有力，体现了一个著名政论家的思想功力，也在无形之中引导着开明派的政治文化取向。而作为开明派的精神领袖，叶圣陶在某种意义上担负着开明派发言人的角色，所以除胡愈之而外，论述政治思想观念问题最多的大约要数叶圣陶。其他人如朱自清等也常就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但基本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义愤，他们并无意从学理层面构建政治文化的系统主张。基于此，对于开明派的政治思想观念，这里不打算像分析一个政治思想派别那样从纯政治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着手，也无意要求其政治思想观念的体系性和严密性，而着重揭示其在政治文化上具有代表性的若干特点。 二 叶圣陶在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看法，即“此日而为政治家，其人必先为教育家”（注：叶圣陶：《政治家》，《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这是说政治家治国与教育家育人有某种共通之处。同样，开明派在涉及政治文化的时候，也与他们在涉及教育文化和语言文化的时候一样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贯穿始终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注：他们都出身于平民，也没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他们与平民大众有更多的情感勾连，习惯于从平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着一种源于土地的质朴和平民气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次定了他们的平民主义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