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其影响所及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得到。所以，尽管海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了，但还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在有些研究课题上的认识也还存有分歧。这里笔者仅就几个问题作些分析，阐述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出兵决策 中国抗美援朝史研究近年最突出的成就是借助档案将中国政府出兵朝鲜决策的过程搞清楚了，毛泽东曾先后于10月2日、10月8日、10月13日三次作出决断，又因故暂缓施行，直到10月18日才第四次最终下了决心。其中，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为中国出兵重要根据的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考证确认该电报没有发出，从而解决了一个困扰人们多时的谜团。（注：沈志华先生的研究成果是这方面的代表，参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这些研究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无意卷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出兵援朝是被迫的。 除了决策层面，我们还可以从军事部署上说明同样的问题。 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最大的动作是组建东北边防军。 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初衷是什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未雨绸缪”四个字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那就是事先有所准备，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是为了自卫（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五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6页；沈志华著：《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众多当事者（包括柴成文、聂荣臻、彭德怀、洪学智、杜平等）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章的作者肯定了朝鲜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8页。作者援引的是别的学者的观点，分别是约翰·吉廷斯：《大国三角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没有重复西方某些学者所谓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北京—平壤）“东方共谋”的论调，但是却认为“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集结军队，为介入战争作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前引书，第290页。）。鉴于国外学者使用“介入”一词，其语义就是“参战”（注：例如约瑟夫·格登在其所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关于中国参战一节的题目就是“中国介入”；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也是在“联合国军的介入”、“中国军队介入”的题目下讲参战。），等于说中国从战争之起时就准备参战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东北边防军7月13日组成，10月8日改编为志愿军，10月19日赴朝参战，这个时间表大体上反映了它从性质到任务的变化，基本上是名实相符的。前边两个多月就是边防军，从指挥关系、后勤准备到军事训练都是为着保卫边防，属防御作战准备。随着美军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特别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到10月初，边防军的性质开始转变，“志愿军”是出国作战的称呼，任务也改为全面参战。 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由直属军委的、多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第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7月下旬至8月初，第13兵团调往东北编入边防军后，因朝鲜局势暂时还不紧张，其他兵团即未再调。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最初是这样确定的：（一）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二）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未到职），解沛然（即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增加了洪学智、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 后来边防军的指挥机构并未成立。因为粟裕身患重病，尚在青岛医治；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肖华在总政治部主持日常工作，都一时难以离京。所以，周恩来和聂荣臻于7月22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建立这个机构“目前似有困难”。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统一指挥，将来粟、肖、肖去后再成立司令部。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因此，在东北待命的几个月，第13兵团一直是由东北军区直接指挥和供应的[1]。归东北军区指挥，其任务自然就是东北边防防务。 由于东北军区当时只有一个军和地方部队，一下子承担一二十万人的供应，显得力不从心，东北军区后勤部迟至东北边防军成立近一个月后才于1950年8月初匆匆成立。据洪学智回忆：“‘东后’成立时人员就严重不足，机构很不健全。到志愿军成立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及所属分部、兵站共缺干部1560多名，占编制总数的54%。”[2]这显然不是一个临战的态势。 东北边防军的三个军原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在河南囤兵，开展生产运动。“由于生产任务繁重，许多军用装备都用于生产，铁锹、铁铺当锄头用，马鞍改成驮鞍，战马变成驮马，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有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在生产中采取拼命主义，不仅使战士的体力过分消耗，武器装备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使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3]所以，边防军到达东北指定地点后的计划是，“8月20日以前是进行思想动员与时事教育，20日以后则进行军事教育”[4]。军事训练，在第一阶段（9月中旬以前），主要是搞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5]，属于恢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