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也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走进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执政的国民党（1927年后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到排除自绝于中国革命的蒋介石集团，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筹建新中国的胜利产物。更是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来，在各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全国，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全面实践共产党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 “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但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并不十分明确。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大会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强调：“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3年6月，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惟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重要分子”[3]的估计，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4]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做出国共两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提出：大会的根本任务是“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然后再用“政党力量去改造国家”。[5]大会通过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鉴于辛亥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的失败教训，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决定创办为“改造国家”服务的军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办学过程中，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当选。大会还通过党章正式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议决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为了发动工农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专设工人部和农民部。这些举措意味着国民党将被改组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将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以“重建国家”。 国共两党合作后，国民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谷走向高潮，兴起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则势如破竹，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为迅猛。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7月，国民党把孙中山先前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主席。随后，把黄埔军校校军和驻粤的各路地方军统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并于1926年7月分三路进行北伐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占领了江南。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政府还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集团背叛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倒转枪口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把共产党“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浸入血泊之中。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只好单独承担“重建国家”的重任。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率领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