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建国前后帮会的覆灭作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有的学者从整体上叙述了反动会道门的覆灭，有的专门探讨了代表性反动帮会即一贯道的覆灭，有的专门探讨了某一地区帮会的衰亡情况等等。不过，由于这些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举行暴乱，试图变天”、“谣言惑众，祸害百姓”、“坚决取缔，依法惩办”（注：临水、郝丹的《反动会道门在阳光下覆灭》，载《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8月第33期。）这三方面展开，虽然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但主要探讨的是镇压和取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共对帮会政策的演变规律如何？是否一直在镇压和取缔？镇压会道门同镇反运动有何关系？尚须进一步探讨。探讨之前，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帮会以天地会系统为主体，会道门以白莲教系统为主体，二者在社会成份、组织结构、思想信仰和分布等方而存在着差别，但“由于各类会、道和教、社大肆泛滥，混合生长，多名、重名和改名屡见不鲜，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了‘会道门’这一总称”（注：邵雍：《中国会道门》，绪论，第1页。），我们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地使用。 一、为了顺利地接管城乡，尽量争取和稳住帮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帮会化的社会。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描述西安青帮情况说：“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版，第159页。）时人叙述重庆情况时也说：该地袍哥达500余社，“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10万人”。（注：引自赵清著：《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这种情况使中共各级机关都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接管好城乡，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须努力稳住帮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在1949年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文件中，中共中央将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党派团体和军统、中统及与此性质相同的特务机关列为反动组织，各种帮会不在其列。 当然，中共把帮会列入团结对象，还同她对帮会的性质分析有关。民国时期，中共认为帮会不仅是封建迷信组织，还是“互助团体”、“群众组织”。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认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沦为流氓无产者，但他们所组织的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属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1936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进一步认为哥老会、青红帮、礼门、三合会、红枪会等属于“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不满意当时统治的知识分子（如明末遗老，清时不得志的文人，富有民族思想与急公好义的有志之士）与所谓‘下层社会’结合起来的违法的群众组织”（注：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这一分析虽然不同于后来的认识，但在接管城乡时基本未变。 围绕着尽量团结和稳住的策略，各地采取敢了具体的措施。在西北，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规定：“对于宗教迷信会帮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当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如果是反对土地改革与我军行动者，则按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打击，或以其适当方法处理之主要的原则，亦是打击其领导者，夺取其群众。”（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在华北，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2月13日规定：“对于青红帮等流氓头子，可以在适当时机，通过某些私人关系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抢劫破坏，如敢故违，我军入城之日，必予查究。”（注：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在华东，毛泽东于1949年2月18日指示有关领导人，明确把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列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团结对象，以“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页。）。在西南，针对帮会与军队和土匪相互渗透、大小军阀“利用并建立袍哥组织，控制城乡”的特点，第二野战军设法争取军队中的帮会头目率领军队起义，以利尽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 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上海，杜月笙虽然离沪赴港，但关照徒弟安分守己。在四川，袍哥首领之一、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合另两名袍哥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等在彭县起义，并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成都。 二、接管城乡后的初期，强调剿的是土匪，镇压的是特务，尽量不提帮会 中共接管全国城乡后的初期，特务、土匪非常猖獗。以局部言，上海“全市分属于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等系统的特务机构共有40多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注：胡训民、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以全国言，“全国仍有土匪武装100万人以上，其中西南最多，有665000人，华东少些，也有59000人”（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814页。）。 这一情况决定了“我们急需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早在1949年6月25日，新华社就发表《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短评，指出建国后第一要务就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否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不能顺利地实现”。8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进一步强调：“凡是新解放地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集中全力进行剿匪反恶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46页。）本着这一指示，各地展开了剿匪肃特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