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到1928年夏发生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从一些无原则的纠纷开始，被人为地发展成一个政治事件，不但波及到各学校的领导、联共（布）中央监委、当时在那里的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一直惊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最高领导，最后由联共（布）中央监委直接出面干预并作出明确的决议。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决议并未得到尊重和执行。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留在苏联的继续受到政治迫害，回到国内的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真实经过和有关机构的处理，史学界已有人作过论述，此不赘叙。本文对该事件的几个问题再作些探讨。 一、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 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组织是根本不曾存在的，但是这一事件无疑是存在的。如果给这个事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起以完全莫须有的组织，即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中国学生为审查对象的、人为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完全是由于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一些无原则纠纷，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识浓厚的人加以利用，恶意攻击，然后被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有关领导大肆渲染，最终酿成为一起骇人听闻且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第一，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的情况，尤其当时苏联的政治环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学生的来源十分复杂，除了共产党派遣的之外，还有国民党、冯玉祥、私人或者团体派来的，甚至还有张作霖派来的。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倾向。当时苏共党内的“反派别斗争”正激烈地进行，很多学生也开始用联共（布）式的政治斗争方式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他们所在的学校管理混乱，某些领导（例如米夫）水平低下，作风恶劣，加上当时生活的困难，在学生中出现很多矛盾和纠纷。此外，当时中国革命正发生急剧历史性的转折，1927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的失败在中国学生中引起的震动和困惑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联共（布）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曾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中国学生太年轻、很多人原来是团员或国民党员，他们到苏联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社会成分不一、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严重、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建设历史短、中国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中山大学（即中大）原来斗争历史复杂以及学校党的工作太弱、拉狄克任校长时期学校工作混乱、学生生活困难等等。他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源是“中国学生中间为争夺影响的各派相互的斗争”（注：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343。）。 第二，当时在苏联（主要是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出身经历和个人素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有高度党性的久经考验的中共早期领导干部，但更多的人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地方观念；有的是大学教授，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学校的政治工作和管理都很不到位，许多消极现象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进一步发展和流传，以致过去所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某些人身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良作风，如派别林立，拉山头，明争暗斗，热衷于逢迎巴结上司、打小报告、追逐名利，这种情况在中大和东大十分严重。这里只引用方绍原1928年7月31日写给项英的一封信来说明。那一天项英去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趁机写了这封信并请项英转交中共中央代表团。信中说：“我自抵莫都之后，几及一载，除了从书本中和教室内学得一点理论之外，其余对党的生活，同志间的关系，只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拉拢，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好者所不屑有的行动，而我们的同志居然行之若素，毫不以为可耻。此种现象，在孙、东两大里，盖已成为狠（很）普遍的公开的秘密了。”这里的同志关系“向如一盘散沙，毫无党的整个利益的结合，只有利用封建式的私人情意的联络”。（注：见“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 卷宗340。） 第三，中国留苏学生中的纠纷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酿成这样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学校领导（主要是米夫）听信少数派性严重的学生的诬告，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处理中国学生中的内部矛盾，从而使无原则纠纷政治化，激化了学生中的矛盾。米夫自己也承认，在接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美尼思的情报和一些中国学生的告密信后，他没有将这些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就擅自处理，并在中大的全校党员大会上作了“严重的报告”，把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派别活动”，从而在学生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二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在对这一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根据未经证实的材料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据此对有关学生作了开除和遣送回国的错误处理。许多学生不服，连续上告到中共代表团、联共（布）中央监委和共产国际，直至苏联的最高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致使事情越闹越大。三是当时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向忠发迁就由他和米夫煽动起来的在学生中反“江浙同乡会”的过激情绪，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当事实来处理，武断地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