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比较详尽地分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其现状的基础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1](P27)。这份重要的政治声明指出，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是世界共同趋势，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但这种转变在中国至今尚未成为现实。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是内由封建式军阀掌握政权、外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因此，“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二大，将这一新认识写进了大会宣言并渗透在各项决议案中，确认在中国首先要建立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为指向的劳农专政，而是一个能够体现“国内和平”、“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民主自治”等等实际内容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并规定了“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若干要求。 从第一次就时局发表意见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至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议论相对集中。此后，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探讨和思考，中共中央的文件乃至党内重要人物的文章，虽然不再直接以“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名义展开讨论，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也没有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还是有不少零散的相关论述。就此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和这个民主共和国的大致轮廓： （一）民主共和国必须由民主派执掌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此时常以民主政治指代民主共和国，断言“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并特地解释说，民主派掌握政权绝不是指在封建军阀势力之下选出一个民主派的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出若干民主派人物组织内阁，而是要由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新环境的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联合掌握政权。换言之，共产党人所谓的民主派掌握政权，是“有阶级争斗和经济改造的意义含在里面”的“政治战争”，而“不单是几个人进退的问题”；“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个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2](P35-37)。 不过，在共产党人的观念中，虽然认为有可能由“宗旨相近之数个党派”联合执掌国家政权，其中却并不包括无产阶级政党，而是指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政权。可以引为证据的是，在正式提出民主派掌握政权而国共合作尚未见端倪的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就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2](P37)；在中共二大的决议中，又多次提到“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无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中“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2](P64-65)；其后的一份文件中，又明文表示要“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2](P120)。前者将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视为民主派，中者将无产阶级与民主派视为两种政治力量，后者更直指民主派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据此判断进行推理，只有资产阶级、国民党可以掌握政权。至于共产党，虽然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反对军阀政治，但仅此而已，在民主共和国中有没有位置、有何位置，一概没有涉及。可以想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认为共产党应该在民主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主动放弃对于政权的要求，二是为了某种目的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当时而言，显然属于前一种情况，正如中共二大所言，“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2](P63)，“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2](P66)。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1](P436-437)。这实际上淡化了共产党人争取政权的意识和观念，使自己基本上游离于争取政权的斗争之外。 中共四大提出和论证了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却并不涉及国家政权。党的领袖陈独秀虽曾有过某种思想反复，但基本倾向是甘居“在野”地位，既不谋求独自掌权，也不屑于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要“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2](P463)。相对于把国家政权完全留给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路，这种寓意着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提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构思开始越出传统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框架。这是因为，国民革命的高潮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民族革命之客观的趋势，终于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3](P475)，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4](P19、25)，“制止”资产阶级“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5](P129)，成为党内比较普遍的认识。这样，与苏俄相比，国家政权中有资产阶级的位置，与欧美国家相比，在资产阶级之外又强调了劳动群众的地位，建立有别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同于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种国家形态的思想已隐约可见。不过就全党而言，由谁来承担民众政权的领导责任依然是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直到1927年之后才明确指出，“以前所谓领导权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6](P594)。遗憾的是，想要超越“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为时过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