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中，亨利·罗宾逊·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同时又令人颇感困惑的政治文化现象。自1936年起，鲁斯在30余年的时间里，利用其掌握的《时代》周刊、《生活》画报、《财富》杂志等媒体，不遗余力地将蒋介石描述为“强力”、“坚强”、“民主”的中国领袖，领导中国走向美国式现代化的基督战士，力图通过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扶蒋反共”的鲜明特征。不过，鲁斯为何扶蒋、如何扶蒋，其深刻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如上诸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探讨。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解答。 一 决意扶蒋 鲁斯扶助蒋介石，与其身世密切相关。1898年4月3日，鲁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登州（今烟台）。其父亨利·温特斯·鲁斯（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称作鲁思义）、其母伊丽莎白·罗特(Elizabeth M.Root,1871-1948)均是19世纪末来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直到1912年，14岁的鲁斯才返回美国接受正规教育。鲁斯在中国的岁月，适值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列强的欺凌、政治的衰微、经济的凋敝、社会的动乱，使中国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复兴，成为有志之士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虽为美国人，但生长在中国的背景，也使得鲁斯在中国情结的驱动下努力寻求答案。 从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鲁斯，在特殊的环境下接受了父辈的美国观，形成了独特的人生信念：虔诚的基督徒，忠诚的共和党人，极端的爱国主义分子，资本主义制度的推崇者，反对共产主义的急先锋。这一切与鲁斯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鲁斯特有的“中国情结”，即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梦想。鲁斯深信，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战士领导中国走美国式的道路是中国由积弱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因此，当鲁斯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阶段，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向他早年生长的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时代》周刊相继介绍了吴佩孚、蒋介石、白崇禧和冯玉祥等风云人物。不过，除了蒋介石，其他的人都如昙花一现，在《时代》周刊上转瞬即逝。 《时代》周刊初期介绍蒋介石，并无特别之处。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继吴佩孚之后，成为第二位在《时代》周刊封面出现的中国人。在封面说明文字中，《时代》周刊以其特有的文风介绍道：“总司令蒋介石——从日暮中脱颖而出”(General Chiang Kai-shek:Rise out of the Sun-set)。很显然，这是引用孙中山的姓(Sun)来暗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这篇“封面故事”篇幅非常长，共3页9栏，约5千余字，主要介绍国民革命军进驻南京和上海时如何“粗暴”对待外侨，以及蒋介石和白崇禧与外侨交涉的情况。此外，还对蒋介石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其弃商从军，进入日本军校留学（1906年），23岁在上海参加革命，后得孙中山赏识，于1922年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最终于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取得革命领导权等。[1] 在这篇报道中，《时代》周刊还转述了美国其他报纸上有关在华外侨受国民军欺辱，蒋介石和白崇禧的革命理想，以及向外侨的各项保证等消息。行文当中虽然也用“军阀”(War Lord)来形容蒋介石，但在叙述其领导下的北伐取得成功时，尊称他为“第一个现代大元帅"(First Modern Generalissimo)。这也就是后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界以Gimo昵称蒋介石的来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结束了1924年1月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这一行动深得鲁斯欢心，对于日后鲁斯全力援蒋至关重要。作为一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信徒，鲁斯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但鲁斯对于蒋介石尚未完全认同，毕竟国民党对于非基督教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国民党也是反帝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而且，蒋介石“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攘之辟之”[2](p24)的声明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鲁斯担忧。《时代》周刊表示：蒋介石比布尔什维克更危险”[1]。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迅速揭去反帝面纱，一面全面反苏，一面以解决南京事件为契机，向美国政府“深示歉意”，允诺“担任充分赔偿”，几乎接受了美方的全部要求[3](P105)。蒋亲美的外交姿态无疑是日后博得鲁斯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后，蒋介石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独占鳌头，并于1928年底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为标志，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重要的是，蒋介石在1931年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信徒。这样，亲美、握有实权、基督教信徒，多种角色集于蒋一身，令鲁斯激动不已。鲁斯曾表白：“我热爱中国，但我对其并不存幻想。那些有钱的观光客和像杜威、罗素这样的大学问家根本不能了解，中国文明正在极速腐烂、毁灭。他们只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古老文明的外在形式。但是民族内在的动力已消失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孙中山和后来的蒋介石领导下的革命者提出的口号，同时也是共产党用来争取民心的手段。”[4](p28)鲁斯认为，这个正在毁灭的文明要想自救，一方面必须发掘而不是摒弃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只有基督教、美国民主能救中国。蒋介石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信仰基督教，正是鲁斯所期待的以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理想人选。 此后，鲁斯开始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举一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世界的焦点。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第一次在封面刊出蒋介石夫妇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照片，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总统及其妻子。他声称将‘黄埔’日本”。同时，《时代》周刊以5栏（约4千字）的篇幅详细报道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全世界（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华人拒买日货的爱国运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列举了蒋释放政敌，以团结抗日的策略，并指出由蒋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所培养出的军事人才，将成为抗日战争的军事骨干等等，以表明蒋打败日本在东北军事扩张的决心。1933年12月11日，蒋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封面文章的主题不再表现蒋介石抗击日本的决心，而是重点突出蒋介石维护统一的信念，决意镇压“真正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中国共产党[5](p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