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李立三，尤其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许多研究也比较客观，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苏联、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总觉得仍有某种偏颇、缺失与不尽人意之处。如老是走不出苏联斯大林时期与反对派进行“路线斗争”的模子——既然大家都肯定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并习惯上称“路线错误”，那么就想当然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确立另一条“正确路线”及其代表。这种习惯意识不仅为过去岁月的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造成了李立三政治生涯的坎坷和悲剧；而且在批判了个人崇拜的今天，无形中仍然在抬高子虚乌有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仍然在不公正地矮化李立三和夸大其错误。所以关于李立三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笔者感觉到有关研究关注“立三路线”之事较多，而关注李立三这个人及其命运很少，见事不见人。本文试从“苏联背景”这一角度切入，阐述其与李立三政治生涯的关系及对其个人的影响。 一 代表全党充当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也就是说隐在“左倾盲动主义者”李立三后面的实际责任者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一隐性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从而又代表全党充当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全党”，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这一结论既不表明李立三个人没有错误和责任，也不表明这条“错误路线”推行之时，必然还有另一条“正确路线”及其代表在并行和抵制。遗憾的是，后一种想当然却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具体说，就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教育，给人们形成的认识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始终坚定地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不断地抵制乃至反对“立三路线”。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过质疑，90年代有学者甚至认为该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应为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2]但令人不解的是，学术界却很少有人将这一研究成果应用或引申到“立三路线”问题的研究上。换句话说，人们一直在孤立地研究这两个问题，尽管各自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观点已完全改变，但与二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立三路线”之关系等的观点和立场却依然照旧。所以1999年初，当原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主要以苏联学者А·М·格里哥里耶夫著作提供的论据，批评“长期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总是把毛泽东作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加以描述。而毛泽东本人，也总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对李立三大批特批”的现象时，[3]立即就遭到了据说还是李思慎好友的张培林的抨击，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4] 实际上不仅苏联学者，而且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一件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人。[5]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参与者。我们即使从已经多方修改的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时期的著作来看，不仅没有或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特定概念，也没有或找不到任何字句包涵了这层意思（只有诸如“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样一些概念和意思，它们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本是两码事，而且也不是毛泽东首创；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甚至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方针）。[1-2]相反，学者们却举出了大量当时毛泽东没有脱离所谓“城市中心论”思想束缚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张培林是怎样为毛泽东辩护，极力求证这一时期毛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和怀疑抵制“立三路线”，并说别人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他在文章中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这就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朱德领导创造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4]稍微查一查和想一想，就可知悉这段论证的原文引述和论证逻辑很成问题。一是在这段论述中“明确指出”后面有两段话都用了引号，似乎是毛泽东的原话。但此处实际上是作者很不忠实于原文的“意摘”，“毛选”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没有这两段原话，也没有“以乡村为中心”的字样；只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几个字与原文相符，且其中的“最”字还是该文编入“毛选”时加的。[6]而论据错了，“前提”错了，后面根据这错误的论据和“前提”的推论也就不成立了。二是后面的“推论”跳跃性很大：即使假定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已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但也只是作者开始所说的“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解决了一个根本前提问题”；可作者笔锋一转，作为“前提”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立即就变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已成现实——变成了“正是在”“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如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