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克服困难，纠正错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经验，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并参与制定调整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 一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于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当时的基本国情，离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条件，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两个运动打乱了我国社会的生产秩序和农村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尤其是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来的浮夸风，发生的时间长、范围广、危害巨大，把党的“左”倾错误推向了高潮。 经过三年“大跃进”，到了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已经紧张到国无库存粮、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严重收不抵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如何认识和纠正这些错误，成为摆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面前的严峻问题。 二 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看法的。但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从1957年开始不正常，绝大多数同志支持和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陈云的有些观点提出来了，但是，得不到重视，甚至被批判；有的没能提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2]但是陈云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在纠正错误，减少损失。 ——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1958年2月，《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3月，成都会议同意了所谓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同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相比，其主要计划指标都大幅度提高了。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由10%提高到33%。这就标志着经济工作中高指标的“左”的错误开始发展并愈加严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估计并正式宣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到90%，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大约1000斤；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从此，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左”的错误，就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1958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已现端倪。会议确定将1959的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吨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会议期间，陈云觉得钢的指标还是难于完成，建议以不公布为好，但这个建议未能反映给毛泽东。1959年1月18日，陈云和其他同志在毛泽东处谈经济和工业问题时，陈云明确提出：“武昌会议制定的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过高，难于完成。”[3](P5)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3](P13)。之所以会有同志抵触，是这些同志认为：“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4]这次会后，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进行研究。1959年5月15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5](P139)这种提法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陈云在1956年协助周恩来抓了反对经济工作上的冒进，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后来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冒进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被迫三次作检讨。 在后来的调整过程中，陈云提出调整就是要放慢速度，而恢复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陈云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5](P208)即便是加强了农业，也不能期望农业恢复很快。原因是农业生产要受到好多因素的制约，要达到1958年的水平，也就是从1961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5](P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