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期民主思想又是他一生始终追求而不断变化的民主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始于其投身民主运动起，止于1920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期间，他置身于中国近代民主运动中，学习和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高举民主大旗，呐喊呼吁，激情高歌，为中国民主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形成以后，“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注：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涌向各地。近代中国，伴随国门打开，西方民主思想也输入中国，客观上为中国民主化运动提供条件。同时，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进步思想家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不断给思想界引进民主因素，主观上为中国民主化运动创造可能。尽管中国民主化进程异常艰难曲折，充满了阻力和矛盾，但作为一种趋势，已是不可阻挡，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的口号不断深入人心，民主化趋势已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约有一半的历程，陈独秀是亲身的参与者，他继承和吸纳了前辈们的民主思想。一九一四年七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该杂志“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成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注：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耳濡目染，陈独秀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谙熟程度超越其前辈。作为较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陈独秀，此时也看到了民主的世界性趋势，并表示“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为此陈独秀顺应历史潮流，果断的作出判断，认为近时之社会是民主的社会，并亲自点燃新文化运动的火炬。之后，他高擎民主之大旗、高唱民主之赞歌，把西方民主当作救世良方，甚至是救治中国弊端的唯一良方，包医百病的万能之术，所以他热情拥抱，照单全收，并矢志要为民主社会而奋斗，为民主精神而牺牲，“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尽管陈独秀崇尚西方民主，抱定决心要学习它、效法它，但是，要把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并非易事，必然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制约。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们构建民主制度的种种尝试的失败已是注脚，他们“建设民主政治的美妙构想和种种努力都转瞬之间化为泡影。这个冷酷的事实，使这些知识分子看出：民主政治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基础，而旧的专制政治却同广泛存在的‘崇古尊圣’的习惯势力和依赖‘贤人政治’的社会心理十分合拍。”（注：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对此，陈独秀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反思，他认为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妨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首先是政治层面。中国是一个长达二千多年深受皇权思想熏染、饱含家族宗法制结构的以忠君王道、封邦建国，法无定规、人从权转，分合交替、治乱相因为特点的封建专制政治国家，人民毫无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格独立，始终处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这种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根本罪恶有四：“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8页。）真可谓是“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哪有什么民主可言。其次是思想层面。封建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长期以来，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奴役和毒化人民。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它使人失去了“独立自主之人格”，变为他人之“附属品”，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3页。）从而得出封建伦理道德之“三纲五常”乃“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此种伦理道德思想岂能与民主精神相处共存。第三是社会层面。民主化必须有社会基础，民主思想的吸收、接受与传播也必以国民为载体，以国民为基础，然中国的国民存有种种劣根性，严重地阻碍民主思想的根植。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有许多不好的国民性，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大事，更不知道政治为何事，也不知国家为何物，“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所以就更不知民主思想已成世界之大趋势，民主化需要每个国民自觉主动去实现的道理。在此，陈独秀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民普遍地缺乏民主的觉悟，在中国一时是无法建立民主国家的。上述见解是深刻的、也是极为可贵的，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看到了国民所受的严重束缚以及自身的缺陷，凸现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辐射对民主化运动的羁绊，可谓独具慧眼。陈独秀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更超越了他的前辈，因而才会被冠之于“思想界的明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迅速觉醒，他们不仅意识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而且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首先必须把多数国民头脑中的旧思想洗刷干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批判和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传统，唤起人民的民主觉醒。”（注：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所以陈独秀认为，要在中国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必须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所以号召国民“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8页。）显然，陈独秀要求国民努力去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摆脱历史包袱的羁绊，作为切入点，这种选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二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民主化已成世界潮流的趋势下，“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如何易之呢？陈独秀明确表示，“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1页。）主张由国民的大多数用强力来发挥民主精神，作为一种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西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才有可能根植于中国，我们中国也才有可能生存于民主时代的世界。三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相袭千年，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为害不浅，且又被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和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7页。）态度之明确，这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维新派也进行过西方新学的传播和批判封建思想的工作，但最终又与封建思想作了妥协，终不能形成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提出过民主主义的主张，但毕竟这场革命围绕着“政权革命”展开的，不可能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进行清理扫除，所以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就从思想领域打开缺口，发出阵阵呐喊。四是唤醒国民的觉悟。国民的觉悟关系到民主化的实现，或者说民主思想根植于国民自身，其实现与否取决于国民的素质，“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注：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0页。）在陈独秀看来，国民程度与民主有直接联系，民主化需要国民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素质，反之，民主化本身也可促使国民素质的提高，所以他号召要唤起国民的觉悟，并决心为促进国民的觉悟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