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从1922年至1927年，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十多个省，人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国家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等）的抵制基督教的大规模思想文化运动，史称非基督教运动。有关此次运动形成的原因，偶有学者在论证其他学术问题时顺便提及，至今尚未见文章或专著进行专题性研究。这场运动的成因何在呢？有的论者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的民族危亡感；有人认为是基督教势力的恶性扩张，一些不良传教士和不法教徒横行乡里、鱼肉民众所致；也有人说是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而引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上述各观点无疑均有一定道理，但这样一场大运动的爆发，绝非单一因素所能导致。历史上的每一场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许多意志互相作用、互相冲撞，最后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所致。非基督教运动的掀起，也是由许多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心理、伦理上的正负力互相作用、互相冲撞形成的一股合力的结果。对于诸多成因，我们仅就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点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非基督教运动成因的概貌。 一、武力导引下的基督教势力的扩张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开始于明朝，但大规模的有效传播，则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而这种传播本身，已超出了单纯的宗教范畴。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后，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索赔和掠夺活动。法国遣使会教士、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Favier)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就曾率领中国天主教徒，占据西什库教堂屠杀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当天，樊国梁发布了一份布告，鼓励天主教徒上街抢劫，并为八国联军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至于联军，他们所需之物，皆取而得之，那是军官之事，也是军纪问题，与我无关。不应忘记：他们曾经为保卫北京而流血，他们所有的权力，别人是没有的。”[1](P229)樊国梁还曾亲自率教民到庆王府和李莲英私宅抢劫金银珠宝[2](P381)。樊国梁在北京事态平息后运回国内的私人财物约值一百万两白银。樊国梁不但自己指挥和参与抢劫，还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Waldersee)提供情报，告诉联军皇宫内的财物储备情况，这之后，联军即刻洗劫了故宫，瓦德西对樊国梁大加赞赏：“驻北京已有40年，多方消息灵通之主教樊国梁认为（之情报）确实不虚。”[3]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斯威(Maxwell)在美国侵略军攻进北京后，带领200多名中国教徒，在美国兵保护下，洗劫了他所知道的大部分官府、商户，并将其中一部分财物交给美国公使康格(Conger)。之后，他还不罢休，又带领中国教徒进行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血腥屠杀。对于这样一个暴徒，已于1898年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田贝(Denby)竟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嘉奖[4]。对于传教士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作为，一位法国兵回国后讲道：“从北堂（西什库教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跟着我们走……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劫都是替教士们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作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把店铺掌柜抓了当仆役。”[5] 帝国主义的武力征服与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相伴而行，给中国民众的生存境况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仅以天津为例，八国联军到来后，于1900年7月30日成立了联军管辖的“暂行管理津郡城乡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该殖民地性质的机构一直到1902年8月15日才撤销。这期间，天津周边基督教势力发展异常迅猛，许多乡村建起了教堂，已有的教堂大都得以扩建，教民的人数成数倍地增长。辛亥革命前，天津城的八国租界已占地二万三千余亩，其面积是旧天津城的八倍。由于基督教势力的大规模扩张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军事侵略相伴而行的，在此过程中，外国军队对中国民众的杀戮、对中国民众旧有生活秩序的破坏，都与不良传教士的积极参与有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处于屈辱地位的中国民众，产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是必然的，这种仇恨心理波及到行为不端的在华基督教会应届正常。教会势力由于有各自的帝国主义国家及租界当局保护，往往以其教民为爪牙，横行乡里，飞扬跋扈，势必也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从而使得知识分子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来评判洋教。随着基督教势力的进一步渗透，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抵制情绪最终会化作具体的行动。 二、学术领域的反基督教思想潮流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 ”[6](P452)，“宗教是人民的鸦片”[6](P453)。但宗教的存在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只有当科学更加深入人心时，宗教才会逐步淡出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这个过程有时相当漫长。对此，恩格斯指出：“只用嘲笑和谩骂不能消灭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要靠科学，就是要通过历史解释来打倒它，这是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做到的。”[7](P181) 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科学，反对蒙昧。当时，在国内宣传科学新思潮的杂志多达四百余种，仅《新青年》发行量就高达15000册。当时所宣传的科学，已超出了科学技术的层面，达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使科学的地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日中天。随着西方文化的源源输入及国际交往的增多，国外反基督教思想也传人中国。1917年到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Dewey)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Russell)相继来华讲学，堪称中国知识界的盛事。杜威反对在学校中设立宗教课程，罗素则认为“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因为宗教激发人际冲突，限制人的个性发展及用情感代替理智。此时的欧美学界，正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认为科学的进步足以击碎宗教的幻像，科学正在用事实排斥宗教的历史地位。胡适就曾指出：“这些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8](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