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右派的不同观点 鲍罗廷于1925年4月6日从北京向莫斯科发出一份题为《孙中山之死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形势。主要内容有：其一，由国民党右派主动挑起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已经开始，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把孙逸仙送进坟墓”的时候。他们并不反对“孙逸仙主义”，而是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攻击他们认为已经“赤化”的左派。右派组织一个俱乐部，这“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新党”。其二，右派离开国民党，“只应当加以欢迎”。因为，右派“像重锤似的挂在国民党头上，不让它以中国整个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速度前进”。其三，鲍罗廷“确信”：右派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以至任何创举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以争吵和对骂告终”。因此，在鲍罗廷看来就无须担心右派“退党后会联合起来进行什么工作，哪怕是反对我们的工作”。其四，面对这样一种情况，鲍罗廷表示，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国民党“彻底分裂的局面”的“延缓”。[1](P597-601) 与鲍罗廷相反，吴廷康并不这样轻视右派的力量，而是“小心谨慎地反对右翼”。[2](P141)。他于1925年3月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中国革命运动的趋势和国民党》一文，警告说，虽然国民党右派数量上“不大”，但是它在反对革命的运动中“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一旦分裂”，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的反作用却是很严重的，因为在右派周围聚集着一批得到外国帝国主义援助的买办和官僚。因此，他建议“以脱党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以开除的形式）”从国民党内部先清除一些臭名远扬的右派活动家。吴廷康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左派领导人将决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而不是和共产党人决裂”。同时，吴廷康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共产党必须向左派“作某些让步”以消除右派的反共宣传影响。[3]因此，对鲍罗廷的上述报告，吴廷康立即作出了反应，于4月22日从莫斯科致信正在中国的加拉罕。 吴廷康在这封副本抄送鲍罗廷的信中，不客气地指出，鲍罗廷最近寄来的报告，“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报告有关国民党分裂问题的论述，“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吴廷康指出了鲍罗廷在报告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国民党右派广泛而积极地活动，利用孙中山的招牌分化国民党，以及如何与军阀合作、联合唐继尧等等；另一方面说右派之间，矛盾很大，吵来吵去，不成气候，但又说国民党右派已经组织了一个“新党”。鲍罗廷在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右派“最好也不过是像我们来到中国之前，即国民党改组以前那样工作。这种工作就是，他们自称是国民党人，偶尔集会、争论，整年整年地根本不参加党的活动，对国内任何现实生活表现都不做反映”。吴廷康则认为，现在中国所处的的情况已与数年前的中国不同，“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的评价，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乐观的”。“国民党人在5年前或3年前所做的事情，不能作为我们说明这些人在今天的政策和策略中毫无用处的证据”。在吴廷康看来，鲍罗廷“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是不言而喻的”。很自然，对于国民党右派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吴廷康与鲍罗廷就不一致了。吴廷康批评鲍罗廷加速国民党分裂的做法是“机械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提出开除部分国民党员的问题，而不是党的分裂问题”。[1](P601,P605-608)。 二、国民党右派的活动 上述鲍吴对国民党右派的不同看法孰对孰错，有必要回顾一下国民党右派当时的分裂活动。 国民党右派从1924年6月开始在广州掀起的“弹劾共产党”风波，并没有酿成实际意义上的结果，右派的“分共”图谋没有得逞。1925年1月，“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亦称“拥护国民党同盟会”）成立。此会成立时称：“去秋广东方面同志，列举共党罪状，提出弹劾案，未蒙总理采纳，深以为憾”。因此，提出七项“挽救方法”：在中央党部及执行部共产党员一律撤职；与共产党有关之党内印刷所、新闻杂志、学校、宣传机关，一律停止；现在一切有关政治问题，由总理指定无共党嫌疑之纯粹党员三人以上，负责办理；派至各省国民会议宣传员，其有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最短期间内在北京召开二全大会，共产党员代表不得出席；各地党员去年提出之弹劾共产党各案，由纯粹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裁判之；本党一切大小事权，以后不准外国人干预。[4](P554-555)这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分共”方案。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在1925年3月8日与彭养光、覃振等人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打出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旗号。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指称：“共产党欺矇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因此，“欲言救国，必先有国民革命运动，欲言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拥护三民主义，欲拥护三民主义，则同志之意见疏通，实为急务。本此旨趣，爰有同志俱乐部之组织。”[4](P555-556) 西山会议派的形成则表明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已经形成一股潮流，势成组织分裂之险。此前，国民党内部的冲突主要是党内弹劾、会议争执、文章交锋，至多就是成立一些小规模的学会、俱乐部等小团体。 1925年8月，林森、邹鲁借参加“外交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之际，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等地联络右派分子分赴北京。11月16日，林森、邹鲁等发出“铣”电：“……现委员等已于本月铣日在总理灵前集会，决定于本月梗日（二十三）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除分电外，特此电知，务希到会”。[5]电末署名的有：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稚晖、傅汝霖等。签名人数之多，声势不可谓不大。11月23日，所谓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为期一月余，共开会22次，到1926年1月4日才结束，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案》、《顾问鲍罗廷解顾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等决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