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的酝酿直接根源于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来自内部（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和外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压力而强化。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一反射”式地推进。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扩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尽管理论上争论不已，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受人为遏制，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改革旧体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初期的改革在国有部门步履蹒跚，非国有经济却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会，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结构性变化，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运行的格局。这种情况及其带来的矛盾、摩擦和问题，推动决策者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整体突破。中国改革初期已经确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路径。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特别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但最高决策层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寻找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方法，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返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1977、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清算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否定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1]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体现这种思路，1977、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在过去的经验中就存在一种改革的思想资源，中国是最早看出苏联模式存在弊端并决定改革的国家之一，虽然并不成功也没有贯彻到底。同时，拨乱反正也不止于回到过去。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2]以这个标准衡量，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 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下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2](pp.9～10)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国考察潮。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注：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有希望了。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3]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冲击同样巨大。谷牧带领中国访欧经济代表团等一些重要考察团回国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揭示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管理的经验。[4] 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会上有几个东西受到注意：一个是赴南斯拉夫考察的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2](p.10)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前后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5]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6]在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7]“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