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误读”与”亵渎”：透过文化激进主义的表象 自从“现代性”进入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叙述的理论视野，并且日益成为中心话语之一之后，“五四”、“文革”这两个20世纪历史无法绕过的重大事件便与“现代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五四”、“文革”的现代性阐释无疑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判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实践、“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混乱与迷惑。当不少学者已习惯于运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样的话语方式来讨论中国现当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时，其歧义性尤甚。在各种各样的叙事建构中，“五四”、“文革”要么是不证即明的存在，要么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疑团，种种反启蒙叙事与启蒙主义叙事交错重叠，以至给很多人造成了这样的疑惑：“五四”是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还是一个感性飞扬的时代？“文革”是一场人性沦丧、恐怖可怕的民族性灾难，还是一场令人痴醉迷狂的“现代性”运动？为什么事隔多年之后，还有不少人对它念念不忘，饱含深情，甚至演绎成一股永难释怀的“红卫兵”情结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新儒家”对所谓“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应该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出版，“五四”、“文革”及其与中国思想传统与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观点风行起来。林毓生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遵循的一贯思路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五四”学者尤为突出，而这一思路又是自孔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思路，并且与“文化大革命”思路一致。不久之后，余英时提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f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949年以后在大陆上……思想进化的历程仍然在持续之中……像‘文革’这样的巨变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背景方面获得一种理解。这个背景便是上面所说的，思想的激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象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到平地不能停止。”[1](P209)杜维明甚至把“五四”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认为此二者是偏颇的两极。日本的东洋史学专家宫崎市定也用“一脉相承”描绘“文革”与“五四”的内在关联。而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学报》上为本杰明、史华兹教授的《五四运动的回应》写的书评中认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2] 这种思路与观点遭到了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击。“应该承认，从思想史的角度，用保守与激进的对抗与消长来审视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用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是有巨大的启发意义的。对于大陆学人而言，它的新颖性和吸引力尤为突出，因为人们长期浸淫于‘革命至上’的意识形态中，不假思索地把保守等同于腐朽与反动，理所当然地把激进主义当成进步，符合历史潮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和反激进主义态度对于许多长期受教条束缚的人，不啻为审视世界和研究问题的‘范式’(Paradigm)，这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影响广泛的概念，用另一位哲学家卡拉托斯(Imre Lakatos)的说法，就是一种新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但是，启发性往往是和所谓‘深刻的片面性’相联系的，用‘保守——激进’的眼光看问题固然带来某些洞见，但其解释和普适性也大成问题。”[3](P220)更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文革”的本质不是激进化走到其全面反传统的顶点，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仅被继续保持，而且还广为泛滥。并进而针锋相对地指出，“百余年来，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激进主义不是太强而是太弱”[4]。 早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中，就有不少作家、文艺理论工作者乃至哲学家冲破了政治的束缚而致力于文化层面的探询，形成了一股“文化热”的浪潮。同样是从文化出发，但是“新启蒙”家不像“新儒家”那样打出“重建传统文化”的旗帜，而是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揭示中西双方异质性的内在根源，找出症结，从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学者试图从信仰／权力二元对峙的角度对中西传统文化结构进行对比，认为西方文化由于从希腊开始便具有追求纯理论的人格，因此其思维方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松弛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教分离就意味着信仰与权力的对立。中世纪虽然是基督教文化的专断，但是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之间一直是对立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反对信仰的权力化。信仰一旦权力化，就不再是信仰了，而沦为政治工具。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分离，信仰与权力、知识的分离，中国人讲政教合一，讲权力即信仰、即知识，因此中国人没有宗教，中国人不信仰任何神，权力崇拜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中国人的真理也是权力化的，每提出一种真理的后面都有政治权力的支撑。信仰与真理都被同化于权力之中，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棒子[5]。上述思考可以说是80年代“新启蒙”思考中国文化问题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其对政治／信仰张力的深刻揭示，对真理与权力关系的大胆追问，对权力化了的真理的勇敢质疑，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化、权力化一定程度的反动，为后人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反思“五四”及“文革”打开了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