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运动及北伐战争到最终破裂走向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近年来，随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布，海内外学术界对2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进展。为进一步推动对2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于2004年7月25日至29日在宁夏银川市联合主办了“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美国、韩国的近60名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43篇论文，内容涉及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展示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段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20年代的政治史一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次会议也有不少论文涉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 国民革命是2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考察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由迅猛兴起到马日事变及武汉分共后迅速跌入低谷的史实，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之所以迅猛发展是由于农民所遭受的深重压迫，然而中共主导的农民运动只注重民众运动而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这是造成后来农民运动形势逆转的重要原因。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则考察了1926年广东地区左、右派工会围绕扩大组织产生的对立及国民党中央的处理过程，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在北伐后方强调民众运动的从属性，并对之采取了统制政策。 国民党党史也是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对于国民党何以由革命走向保守和反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着重从国民党内部探究这种转化的轨迹，认为孙中山在土地及社会改革问题上持温和的改良主张，并为戴季陶、蒋介石等所继承。在蒋介石当政后，浙江“二五减租”是其唯一的改良实践，但在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下旋即夭折。其后，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实行的是保守主义政策。香港公开大学苏维初回顾了中西方史家关于“国民党左派”一词的用法分别，认为“国民党左派”比“改组派”更能反映1928到1931年汪精卫系的特质。四川师范大学曹成建探讨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实践的理论来源、法规内容、实施效果及时人评价，认为国民政府工作重心和方法与国民实际需要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地方自治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金以林以20-30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从地域观念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内派系冲突，认为地域观念是构成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重要因素。历史造就了粤籍国民党人在其党内的特殊地位，革命正统意识是其地域观念的构成要件之一。 国共两党关系也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杨天宏考察了苏俄、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认为苏俄为在国民党内造就亲俄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了划分左、中、右派的政策，并为中共所贯彻，后又随国共合作延伸到国民党内。孙中山不认同划派做法，努力维系党内平衡，却因注重各方平衡而造成思想含混歧义，及至其去世后，国民党急剧“左”转，分裂在所难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奇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共两党之外，通过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重点探讨了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演变，认为20年代之初，“革命”成为各党派的共同诉求，尽管三党“革命”的目标、对象、内涵不尽相同，但都以“革命党”自居，争夺“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与革命正统，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开始形成。中山大学历史系敖光旭讨论了1924年中苏恢复邦交前后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认为国共两党之离合及国民党内部对共态度不同的两派力量之消长，取决于国民党对苏俄交涉之得失和中苏国家利益及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程度；国民党虽与苏俄就中苏协定达成了谅解，并以此暂时平息了党内的反苏倒共浪潮，但因此而导致的种种积怨，也成为其日后清党反苏之潜在因素。 在20年代的多数年份，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为北洋军阀及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考察了吴佩孚作为舆论界所认之“较为开明的军人”实力派，在1922-1923年间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的交往，认为苏俄及北京知识界都曾瞩望于吴，并力促其与孙中山联合，但最终仍归于失望。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考察了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从国内形势和内部组织角度分析其失败原因，并认为其在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立场及与军阀政权抗衡方面仍有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徐辉琪从护法战争时期李烈钧与唐继尧的关系变化过程，探讨了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认为李、唐关系经历了由密切到决裂的过程，其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李烈钧对孙中山领导的“回归”。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考察了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孙中山以汪精卫居中联络张作霖的经过，认为孙中山在联合张作霖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只是一种策略，也是他试图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合作以统一中国的努力。复旦大学冯筱才则以实力派军人为中心，对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商团事件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各方力量均受到时势及外界各种因素的左右，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应该在特定时空场景中予以分析，而不能以对人物的阶层分析或静止分析推演其行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