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国西部边区开发研究的几个阶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迫于国家民族危亡之压力，内地的政治、教育、学术文化机构纷纷迁至大西南后方。一时间，除重庆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外，昆明、桂林也成为学术文化中心。为了巩固边疆，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将边区开发列为主要政务。当时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居民复杂、语言文字殊异、风俗礼制不同，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形与内地汉族地区差别较大，政务往往难以顺畅推行，中央政府对许多边疆地区无法实施直接管理。为此了解边疆民族情况成为当时南京、重庆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在政府大力倡导下，中国民族学界兴起了民族学中国化运动；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出版了《边政公论》、《新亚细亚》、《边疆研究论丛》、《西南边疆》、《东方杂志》、《中国边疆》、《责善》、《边疆人文》、《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旅行杂志》、《史语所集刊》等数十种专门刊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深入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搜集调查政治、经济、历史、风俗、宗教、语言等状况报告的刊物[1]，作为国民政府治理和开发边疆地区的决策依据。政府的大力倡导、资助与当时民族学中国化运动，提倡联系实际救亡图存，研究边疆、建设边疆的目标达到了很好的统一。 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民族学家的工作除“努力于史学的、语言学的、民族学的一切资料之有规律的搜集”外，还参与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作西南、东北各地民族的体质调查与分类；对公众和学生介绍国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各民族历史、文化情况；著文呼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轻视；1937年进行筹划的全国风俗简易调查；部分民族学家积极参与建设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2]。 从机构建设上来说，国民政府当局积极支持成立了主要由民族学家组成的边政学会；在中央政治学校特设了边政专修班，蒙藏委员会开设了蒙藏政治训练班；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相继成立边政学系。一些大学也开设了边政学课程。吴文藻任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边政学会常务理事并主持《边政公论》，吴景超、张镜予、陈国钧、杨成志、梁钊韬、江应梁等民族学家也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担任与边政有关的职务，致力于将民族调查研究成果和民族学系统知识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如江应梁主持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参与草拟了《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指导云南地方行政当局和人员。凌纯声、吴文藻等人也在抗战时期参与了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凌纯声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 许多民族学家撰文阐述民族学与边政研究相结合以及发展应用人类学的主张。杨希枚先生指出：“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所以今后的人类学界，不仅趋向综合的研究，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3]。 民族学家们希望以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去整合各分支学科，以推进边政研究的规范和整合，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用。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黄文山的《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吴泽霖的《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卫惠林的《战后世界民族问题及其解决原则》和《论世界文化与民族关系之前途》，杨希枚的《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等文章都体现了这种思路。这些努力使得民族学人类学成为抗战前、抗战时期至抗战后对中国政治当局和学术界影响力极大的学科。 从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提出边政学的纲要，阐明人类学在边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后，随着边区开发工作的进展，理论认识逐渐深化。至1941年，马长寿、杨成志等民族学家已提出系统的处理边疆民族政治地位、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建设边疆的具体措施，如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门化等途径[4]；并从理论高度思考边疆少数民族在抗战后出现的新问题，指出蒙古族、苗族、彝族和新疆各民族问题的尖锐化反映了“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政策未见实施和边政设施建设缺乏，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要从当时国际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民主运动发展潮流的背景来认识上述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若无妥善的办法应付，或许会引起领土和国际纠纷的问题[5]。 从上述情况看，从1930年前后杨成志先生、凌纯声先生等人深入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带动大批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开展学术活动，到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再到抗战后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问题的关注，反映了这一阶段在20世纪中国边区开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所产生的理论主张值得今日西部开发予以借鉴。 二、《边政学发凡》所体现的系统思想 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发凡》[6]一文，在边政学会和《边政公论》自1942年至1948年所刊发的大量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报告与论文中，具有“总论”的性质。这不仅仅是吴先生所担负职务带给他宏阔的理论视野与切实的现实观照，亦是吴先生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以及一贯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