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世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编年史上，20世纪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的趋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革命化、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开国古远，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贫弱走向富强的一个世纪，是从受人欺凌走向独立自主的一个世纪，是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的一个世纪，是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世纪，是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世纪，是从不断沉沦到逐渐崛起的一个世纪。总之，在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还是在科技、外交、社会生活等方面，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空前的发展和沧海桑田般的变革，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是，如何看待这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变革，尤其是如何看待这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动因，人们的认识和看法并不一致，甚至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之所以如此，既有研究视角的不同，也有世界观、历史观的歧异。因此，弄清20世纪中国发生变革的历史动因，对于我们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地认识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总结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二，如何看待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人类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曾产生过形形色色的解释和阐述社会发展与变革动因的理论。从古代的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到近代的人本动力论，再到当代各种各样的西方历史哲学理论，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尽管这些理论不乏有价值的成分，对人们认识社会的发展变革有所启迪、帮助和借鉴，但总的来看，不少是唯心主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所致，也有阶级的偏见使然。真正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动因作出科学解释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强大思想武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屑一顾，或认为这种理论只能指导革命，不能指导建设，已经过时，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因此，在研究社会变革动因问题时，如何真正地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此为指导，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历史永远是复杂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更是如此。在这个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力量相互交汇，激荡碰撞，使其变得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人们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当大。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和基础，开展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的研究，用丰富的具体的历史来证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取得和实现的，这场变革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在世纪之交、千禧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华诞，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的光辉历史所作的全面和科学的总结，是一次理论创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对我们从事社会变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人类社会的变革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但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结束。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社会正以新的发展与变革展现在世界面前，而这种变革是在20世纪变革的基础上层开和延续的，因此，如何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为背景，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展开研究，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考察社会变革动因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世界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在20世纪发生的变革更是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和瞩目。此外，这个问题也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涉及的领域甚广。因此，从研究状况看，视角与观点也不尽一致。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动因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如“冲击—反应”模式。这是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人创立的。这一模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并对整个西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以及水门事件的相继发生，使一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对上述长期支配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而最有力的挑战者当属费正清的学生柯文。柯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针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中心观”。柯文强调要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内部，即所谓的“内部取向”，认为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内部，因此，要从中国自身来寻求变革的“剧情主线”[1](P2)。中国学者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复旦大学汪熙教授曾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一文，认为无论“内因论”或“外因论”都具有可取之处，但同时也都各有局限，不可走极端，研究历史改革尤其不要夹杂情感色彩[2](P250-253)。近些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现代化理论研究20世纪中国变革历史也成为热点和趋势。一批国内外学者倾向于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当作一个不断趋向于“现代化”的变动过程来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化这个方面，这部分学者把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看成一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即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因此，他们侧重于以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或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或者将其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相比较[3](P10-11)，这样，一批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变革的成果相继问世。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海外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国内，已故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他的《现代化新论》及《现代化新论续编》等专著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因问题（尤其是1840年到1949年）作了深入探讨，并试图用现代化理论打破以革命史框架解释近现代历史的体系，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