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诚如有学者已指出的，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围绕北伐开始时间产生的纠纷，是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重要背景之一。[1](p.216)[2](p.112)[3]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反对过早进行北伐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他们对1925年仓促创建的国民革命军和正在兴起的广东地区的民众运动尚不能成为革命基地的有力支持的判断。[1](p.246)[4](p.332)苏联顾问和中共认为，此阶段的当务之急是促进民众运动和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加强政治工作，过早进行北伐只会丧失自己的革命基地。苏联顾问和中共对1926年初即主张进行北伐的蒋介石的异议，最终使双方发展成为尖锐的对立关系，并成为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北伐优先的军事路线和中共民众运动优先的路线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在中山舰事件后一系列的政治重组过程中，军事路线（北伐）占了上风，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出师北伐的决议，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开始了北伐。在此阶段，苏联顾问和中共虽然默认了北伐，但他们仍然把积极发展民众运动和反对军部（蒋介石）独断作为当时的重要任务。[5][6]尽管如此，因为国民党和蒋介石并未完全否认民众运动的重要性，所以很难体认军事路线和民众运动路线之间的明显差异，北伐开始以后双方之间的对立一直隐藏在内部。 在这种对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主张军事路线的军部方面对民众运动的立场具体表现为：比起强调民众运动的自律性来，更强调其对革命（军事路线）的从属性。[7](pp.13-15)当然，这种立场随着北伐的进展和各个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北伐军未进入的由军阀统治的地区，为了创造革命氛围，他们也主张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并积极发动民众运动。但是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即北伐的后方，他们则主张比民众运动更重要的是后方秩序的安定，故而强调民众运动的从属性。 考察北伐后方的民众运动，至少可以找到反映民众运动在单方面强调军事路线的背景下如何以从属的或者扭曲的形式出现的例证。同时，探讨在北伐后方强调对民众运动的统制和其从属性的情况下，在北伐（军事路线）成功，军部（蒋介石）继续掌握政治主导权后，他们将对民众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民众运动本身又将会以什么样的形态表现，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欲说明在1926年7月北伐出师以后，至12月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这一段时期，在北伐的后方，即中共方面强调的作为民众运动基地的广东地区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劳动运动的实象，同时揭示广东国民政府对劳动运动的应对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与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部的军事优先路线相联系等问题。（注：禤倩红、卢权对北伐出师后广东地区的劳动运动有先驱研究（禤倩红、卢权：《北伐出师后的广东工人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但是该文的视点在于反抗右派政权（广东政府）和右派工会对劳动运动的打击等工人的斗争上，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军事（北伐）路线和民众运动路线的对立以及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对此之应对等问题上。）因为广东地区的重要政治人物此时正被北伐所动员而北上，所以在说明国民革命运动全局性的政治活动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广东地区有代表性不够的问题。但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心在迁移到武汉以前，广东还是主要的革命基地，此后登场的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在成为掌握实权的政府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承绪于广东政府。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状况和宁汉对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政治活动，也可以说与广东政府同出一辙。所以，考察广东地区的劳动运动以及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对劳动运动的应对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广东总工会与工人代表会的对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广州地区的工会组织主要有：创建于1921年的由马超俊、黄焕廷等国民党人领导的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创建于1921年3月的由陈炳生、苏兆征、林伟民等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由谢英伯主导的提倡三民主义原理的互助社，在共产党直接影响下、由冯菊坡组建的广东工人联合会。这些组织到1922年10月统一为广东省总工会。但是到1923年末，出身于广东油业工会的曾西盛新当选为总工会理事长，他和在此之前一直掌握总工会主导权的黄焕廷势力发生了分歧，黄焕廷的势力另组广东总工会，与广东省总工会相对立。（注：有关此时广东地区劳动运动组织的状况，参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该会自印，台北，1966年，第二编、第三编相关章节；罗炫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廖仲恺的劳动政策》，闵斗基编：《中国国民革命指导者的思想和行动》，汉城知识产业社1988年版，第137-143页。） 国民党一大以后新组建的国民政府，试图在确保国民党势力的前提下，实现工会组织的统合，因而于1924年5月成立了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工代会）。但主导工代会的是国民政府工人部长廖仲恺和副主任冯菊坡，他们以共产党支持的曾西盛的广东省总工会组织为支柱。共产党通过工人代表会扩大影响的努力，招致了右派的不满，分裂已不可避免。1924年8月，黄焕廷主导改组了广东机器工会，并创建了中国劳动救国会。此后，国共或者说左右派工会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开始全面显露出来。[8] 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劳动大会，以及6月末由沙基惨案引发的省港工人大罢工，成为共产党的劳动运动组织扩大的契机。到1925年末，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注：1926年4月广州的200多个工会中，工人代表会所属大概占一半以上，右派工会即广东总工会大概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一是没有明显立场的萧条工会。参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521页；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报告，1926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除了广东机器工会所属的兵工厂、电灯局、河南机器厂等个别右派国民党的工会外，几乎所有的工会都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9]虽然在1926年4月末广州市工人代表会改组为广东工人代表大会时，广东机器工会总会和广东总工会也参与了其准备过程，但是主导权在共产党方面。共产党和左派以此为契机，力图实现广东省内全体工会组织的统一。大会是在刘少奇、冯菊坡、苏兆征、陈公博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主导下进行的，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批判了丧失阶级意义的工会和由少数人物掌握的工会，规定同一产业领域如存在多个工会时，可在工人代表大会常会的仲裁下进行合并。[10][11](pp.517-519)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种扩大自身组织的意图，此次大会上左右两派之间产生了纠葛，甚至发生了广东机器工会代表在开幕式上退席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