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中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注：唐·苏鄂：《苏氏演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坊呈方形，外围以墙，住户墙内开门，坊门设官看护，早晚定时启闭。从汉至唐皆如此。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五代后周世宗扩建开封城时，即允许在街道两侧“种树掘井，修盖凉棚”（注：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从而为打破封闭的里坊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北宋政府为恢复封闭的里坊制，曾做了不懈努力。太宗时期在东京街衢上设置冬冬鼓，告知市民坊门的启闭。对此，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又改撰坊名八十多个，“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奏请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注：宋·李焘：《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然而随着商业经济潮流的冲击，至仁宗景祐年间，宋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临街开设邸舍（注：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下简称《宋会要》）四之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此标志着里坊制度的彻底崩溃，“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四库本。），街鼓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宋东京坊制废除了，坊作为区域名称仍在。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十月，楼钥从旧宋门进城后，仍然看到白墙写有“信陵坊”之名（注：宋·楼钥：《北上日录》，知不足斋本。）。 宋东京里坊之上尚有厢这一管理机构。厢之来历，宋人王应麟说：“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九《兵制·宋四厢军》，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厢制先由内城建起，神宗熙宁以前，“以四厢都指挥使巡辖提举京城里诸巡警”（注：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置京城新城外八厢”。天禧五年（1021年）又“增置九厢”（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四库本。）。 《宋会要·方域·东京杂录》记载了至道元年开封城的8厢120坊之名（书中所记为121坊，合并两个“敦化坊”为120坊），与神宗时王瓘所撰《北道刊误志》记载数目相同（只是个别坊名不同）。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依据《宋会要辑稿》并参考《北道刊误志》，将东京的厢坊制成表（注：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75页、7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为了下文考证之需，现仅引用内城厢坊如下： 厢名坊名 考异（《北道刊误志》简作《北》） 太平、义和、安业、通利、宝积、宣平、兴宁、观德、明义和一作羲和，通利《北》作广 旧城左军第一厢（辖二十坊） 德、嘉善、崇德、景宁、惠政、兴礼、龙华、信陵、昭德、 利，《北》无崇德而有兴道 福善、延和、通济 旧城左军第二厢（辖十六坊） 光德、宜春、乐游、延康、惠和、建初、太和、景明、甘乐游之游字及延康至景明五 泉、崇仁、保和、靖安、昭庆、嘉德、广福、嘉平 坊，据《北》补入，《北》无嘉平， 《长编》崇仁坊亦作崇仁里 旧城右军第一厢（下辖八坊） 兴国、宣化、新昌、常乐、光化、利仁、乐台、郭义 兴国之国字据《北》补入，郭义 《北》作敦义 旧城右军第二厢（下辖二坊） 金顺、寿昌金顺《北》作全顺，并将嘉平放 寿昌后，《长编》亦作金顺 从表中可见，宋东京内城各厢所辖坊数，相差较大，远未达到整齐划一的所谓雍、洛之制。其原因主要在于：从地理因素上看，开封城内四河贯通，使里坊的划分不得不随坡就势；从历史上看，宋东京来源于唐汴州城，后经五代时的演变，故未能像唐长安城那样在平地上规划成棋盘状的里坊格局。 《宋会要辑稿》与《北道刊误志》虽然列出了宋东京各坊之名，但未说明其位置。而《东京梦华录》又仅记街巷，未载坊名。少数的宋人笔记，有提到东京坊名的，却多为俗称，与上表的官称难以对应。河南博物院的田凯先生对宋内城厢坊曾作过颇具价值的探索（注：田凯：《北宋开封里城厢坊试探》，《中州建筑》1990年第1期。）。在此，笔者依据宋内城有关街道、衙署、寺院等的分布，参照宋人的出行路线，对内城的里坊布局予以探讨（至于外城的里坊，鉴于划分里坊的主要街道不明确，故目前暂不涉及）。 在探讨里坊布局以前，应首先弄清北宋东京内城与今开封城的城墙、主要街道的对应关系。 近年，宋东京内城城址已被探出，南墙基经过今中山路朱雀广场的东西一线，北墙基自西向东经市汽车公司停车场、文昌小学、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二十八中至河南大学图书馆南侧，东西墙与今开封城墙的东西墙重叠（注：丘刚：《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测试》，《文物》1996年第5期。）。该城共辟城门十三座，金代仍沿用。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元将泰木花为防御红巾军攻城，将汴梁城“四面城门只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注：《祥符县志》卷九《城池》。）。所剩五门，即为明代开封城的大南门、宋门、曹门、北门及大梁门（注：孔宪易校注：《如梦录·城池纪第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沿用至今。作为宋东京南北中轴线的御街，从已发现的南薰门、朱雀门及州桥的位置来看（注：丘刚、李合群、刘春迎：《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147页、156页、1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与今中山路重叠。而宋皇城宣德门遗址的位置，经考证，位于今中山路与东西大街交汇处的新街口（注：田凯：《北宋开封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宫二城考略》，《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因此，今曹门至大梁门之间的东西大街之下即为宋皇城前的东西大街。根据北门之位置，今北门大街亦与宋东京城的北向御街（从土市子向北过旧封丘门至新封丘门）重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