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量财赋集中到中央后，地方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央政府透过财政征收的手段，对全国资源独占的现象，从北宋到南宋持续增长，而且在集权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形成一种上级对下级资源独占，阶层性集权的现象。（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322页。）如此一来，使北宋原归地方财政的税款，多归入中央的岁入之中；而由地方政府征收的赋税，如商税、酒课等，则按比例由中央与地方分配。即使归于地方的收入，也要负责厢禁军、归明、归正人薪俸及地方官员馈送之用。（注：高聪明：《论南宋财政岁入及其与北宋岁入之差异》，《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225页。）在地方财政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处于行政最底层的县府，财政的困难度是非常明显的。（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266—267页。如福建地区科派僧院的税目有助军钱，有圣节、大礼二税，有免丁、醋息、坑冶、米面、船甲、翎毛、知通仪从等，又增加修造司需求、僧司借脚试案等诸邑泛敷的杂税。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荐福院方氏祠堂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页。）赋税名目屡增，税额加多，不仅形成百姓沉重的经济负荷，征税也是地方官的艰难任务。州县地方官上任之后，既要在短暂的任内筹措上级政府所需的财税，又必须为地方政府本身的开支寻找财源，充实地方经建费用，十分难为。（注：梁庚尧：《宋代财政的中央集权趋向》，第561—581页。）地方政府既不易开辟新的财源，自然难以推动地方建设。彭龟年就指出：“今日之县令之所以难为者，盖以财谷之出入不相补耳，岂特不相补，直有铢两之入而钧石之出，甚相绝者。”（注：彭龟年：《乞蠲积欠以安县令疏》，《历代名臣奏议》卷259，第3385页。）理宗时，袁甫在知徽州任上，就指出所属婺源县介乎万山五岭之间，邑最壮、民最犷，而财计最耗，以至有官吏出阙，无人敢任，“县佐摄官，苟求免过，指正税以解别色，挪新钱以掩旧逋，措置既无他方，豫借是为良谋。才一二年，不知几万，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追呼而重纳产税”。为朝廷征收财税是县政的要务，都难以达成，也就没有多余的经费去推动建设，以至出现“学舍库务，几无孑遗，井里市廛，莽为瓦砺”的窘境。（注：袁甫：《蒙斋集》卷2《知徽州奏便民五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3页。） 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势，为地方势力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从北宋晚期起，朝廷不断加强财政中央化的种种措施，不免会影响地方政务与建设的推动。不过，检视相关史籍，特别是南宋的文集、地方志等资料，却会发现从北宋到南宋，江南地区各州县诸多有形的硬件建设，如城墙、官衙、学校、书院、贡院、寺庙乃至桥梁、渠堰水利等不断兴修或重建，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诗社、乡饮酒礼、法会等社会文化宗教活动及乡曲义庄、社仓、义庄、赈灾、施药、施粥、育婴等慈善公益活动也不断出现，而且愈来愈多。这些事实充分显示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建设，并不因财政中央化而萎缩、衰退，反而呈现相当蓬勃、极具活力的景象。因此，宋代官员批评宋朝财税制度不合理，强调财政中央化导致地方出现许多政治、社会难题，可能只是反映事实的某些侧面，即士人官员批判朝廷财政结构及执行偏差，造成社会失衡的现象；目的在对朝廷举措施以压力，以减低百姓负担，甚至是表达对民生福祉的关怀之情。既不能反映宋代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面貌，也不能据此认为宋代，尤其是南宋，地方经济凋敝，毫无建设。 （二）以士人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兴起 宋代各地的公共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地的土人与富豪，而富人是主要的赞助者。宋代都市化日益发展、金融组织的发达、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促使商业活动活络、贸易勃兴；加上农业生产力与新品种、农技的发展，使得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超越前代，经济稳定成长。（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尤其江南地区，在北宋初期较宽大的财政政策之下，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相当多因经商致富的人。这些富人透过制度或非制度的途径，逃避或减轻赋役负担，而将所积聚的大量财富，在乡里置产，成为地主。他们期望商而优则仕，来提升家声门望，因而采取购书延聘教师等方式，积极鼓励子弟读书应举，希望下一代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即使无法达成愿望，他们仍是财雄一方的地方富豪。 这些富人家族，藉由人际网络或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在乡里社会贡献人力、物力。经营产业有成的富人，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更藉由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家族、社群建立绵密的社会关系，以厚植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透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注：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278页。）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的公益活动，缓和了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注：参见梁庚尧：《南宋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梁庚尧：《南宋的社仓》，《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427—473页。）一方面也参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效化解了因财政中央化后，地方官府无力从事建设及推动文化活动的窘境。如在明州州学、奉化、鄞县、慈溪、定海县学的兴修、重建过程中，当地富室与士族都扮演着参与或捐助的角色。其中奉化县富民汪伋、汪份兄弟最具代表性。汪氏兄弟都是陆学门人，在县府经费窘困、无力修建县学时，出资建大成殿，更新县学，重建广济桥，建造船舶，便利奉化与鄞县的交通，（注：袁燮：《絜斋集》卷19《从仕郎汪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页；参见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第657—658页。）为宋代四明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富豪在地方建设中既有参与，也有付出，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自然显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