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研究是中国唐宋断代史之外，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较宏观的重要课题。此一议题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长期成为国际汉学界探索中国历史的主要范畴之一，不仅有助于掌握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以及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乃至近代化的热门主题。学界对此一议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人口、商业、土地、政治、社会流动、地域家族、妇女等方面，成果丰硕。 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说法，各有创见。在变革分期的研究上，学者都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对唐宋的哪一个时段是历史转型或定型期，仍有不同意见；以往多强调唐宋之际是历史变革期，刘子健教授则提出南宋是转型期的说法。（注：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79—85页。近来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在刘子健教授的论点上进一步加以梳分、论述或补充。）在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界对社会、经济领域，及其时空所造成的差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欧美学者则从科举社会流动及思想史的取径入手，重视北宋、南宋菁英分子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超越朝代的断限，作长期观察，对历史变迁的因素也提出看法，自有其贡献。中国大陆与台湾学界则在近年来才提出较集中的讨论议题，成果尚待观察。 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有若干不足之处。一是讨论的问题仍过于集中，以某些专题、资料、地域作为观察变化的基点或立论的基础，提出某一个时段是历史现象的转变或定型期，并解释变革的原因。二是讨论侧重阐述变革、转型或消长的一面，忽视延续性及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似有抽刀断水之嫌，致使讨论议题形式化。三是强调唐宋之间的变化，反而淡化唐与宋朝代内的转变因素；其实，有些议题在朝代之间与朝代之内都可能有所变化，因此，若能同时观察唐宋历史本身的变化，也有助于厘清历史长期的发展与演变。 宋代社会是以往宋史研究中较弱的领域。近年来在学界的努力下，对妇女、家族、宗教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开展新的议题与视野，而且成果显著。从最近几篇相关研究回顾的论文，可以反映学界努力开拓宋代社会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方向，（注：参见吴雅婷：《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第65—93页；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第15—26页；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05—916页；王锦萍：《20世纪60年代以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待刊）及郭恩秀：《八十年代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待刊）。）其中基层社会更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焦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多属个案的探讨，而且偏重于乡村制度与区划，以及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角色，尚有许多广泛的基层社会的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实和完备。 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注：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谷川道雄教授是先驱，而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者提出“地域社会”的视野则影响深远，相关论著颇为丰富，可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481页；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等。）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注：吴雅婷在她的文章中，对基层社会一词是采取以人为中心向外推衍的较为宽泛的认定。见氏著：《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注：福州辖下各县大约有一百至二百名胥吏，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