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传入的回回天文学及其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建春,暨南大学中国史籍文化研究所法学博士,暨南大学副教授。(广州 510632)

原文出处: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元代回回天文机构的设置、回回天文仪器的制造、回回天文书籍的引进及万年历、回回历的修订,说明回回天文学成就已在中国得到充分运用,其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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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回天文学的传入,最早可上溯到宋朝初期,据创谱于明朝成化年间的两种回族家谱——《怀宁马氏宗谱》和《青县马氏门谱》记载,宋建隆二年(961),回人马依泽携三子马额、马怀、马忆入华,他们长期担任司天监高级官员,参与了王处纳《应天历》的撰修,并获封世袭侯爵。《应天历》分六卷,分别为《历经》、《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晨昏分立成》、《昼夜日出入立成》和《晷影立成》。今学者陈久金、马肇曾先生经考证指出,《应天历》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引进了星期日制度,而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亦第一次载出黄道十二宫日期,这些都可能与马依泽父子来华从事天文工作有关。

      蒙古人在一系列的军事征服过程中,十分注意引进、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天文学成就。回回天文学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伊斯兰地区的征服而传入中国的。

      一、回回天文机构的设置及仪器制造

      元世祖中统年间,政府就已设置西域星历司。中统四年(1263),朝廷曾命回回爱薛(注:叙利亚人,史载为回回,实为也里可温教徒,曾领崇福司使。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具有渊博知识的学者。)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史载爱薛“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注:程钜夫《雪楼集》卷5《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但有关西域星历司的始置时间、属员配备、天文工作及废止年代,因文献记载简约,无法追述。史籍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徵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剌(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注: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卷7。)直到至元八年(1271),元正式设回回司天台,后改台为监,秩从四品,掌观象衍历。监中设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监内有天文科、算历科、三式科、测验科、漏刻科,各设管勾一员。至元十七年(1280),回回司天监曾改为行监,皇庆元年(1312),再改为监,秩正四品。按元制,回回司天监与汉司天监地位相等,两监官员品秩相当,人数也基本相同(回监13名,汉监18名)。到延祐元年(1314),汉司天监升秩正三品,回回司天监同样升至正三品。看来,元政府天文机构设置,实行的是汉人、回回双轨制,对于分属不同体系的两套机构,蒙古统治者基本给予平等对待。

      回回人最早在司天监任职的是来自伊尔汗国的扎马鲁丁,后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刺丁、苫思丁等也曾长期任职于回回司天监。扎马鲁丁曾服务于中亚著名的马拉格天文台,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令扎马鲁丁在北京建立观象台,以测天象制定时历。为了观测工作的需要,扎马鲁丁在此期间主持制造了七件“西域仪象”,即7种回回天文仪器。这7种仪器分别为:(1)“咱秃哈吉”,即可以旋转天象的浑天仪;(2)“咱秃朔八台”,即方位仪,测验周天星曜之器;(3)“鲁哈麻亦渺凹只”,即定春分、秋分时刻的平纬仪;(4)“鲁哈麻亦不思塔馀”,即测定冬至、夏至时刻的平纬仪;(5)“苦来亦撒麻”,即天球仪;(6)“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7)“兀速都儿刺不定”,即测定时间的观象仪。其中有些仪器(如平纬仪)体积庞大,需“为屋五间”才能放置。而扎马鲁丁的地球仪,按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所讲:“似乎是个新东西”,(注: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这比马廷·贝海坶1492年制造的地球仪早了225年。李约瑟还认为,当扎马鲁丁在中国制造平纬仪、斜纬仪等天文仪器时,阿拉伯天文学家阿里·哈桑·马拉库撰写的日晷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才刚刚完成12年。这说明回回人带入中国的天文学知识是当时世界最新的天文研究成果。扎马鲁丁是元初回回人中杰出的科学家,他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艺,为后来回回司天监正常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回司天监有了这7种天文仪器,便为天文、算历、测验、漏刻等科正确观察天象、测定时历创造了条件。回回天文家们以后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成就,得到元朝政府和人民的认可,除他们长期辛勤地观测、研究外,恐怕也应归功于扎马鲁丁所造之“西域仪象”。除上述大型仪器外,回回司天监当时还拥有小天球仪、万能仪(星盘)、横道仪及圆规等小型回回天文器具,这些仪器的研制,应该是对伊斯兰同类仪器的引进和复制。所以,它在中国天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回天文仪器的制造,为“掌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监的工作提供了基本的观测条件,保证了回回天文工作的正常开展。柳诒徵先生云:“测候天象,必资仪器,明代钦天监所用仪器,多沿元旧。”(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6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看来,扎马鲁丁所造七种“西域仪象”,仍为明代回回钦天监所运用。沈福伟先生讲:“阿拉伯天文历算对中国天文观测的启发和推动,却是在13世纪便已奠定了基础,到15世纪初,才取得丰硕的成果。”(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扎马鲁丁的天文仪器在元代即产生很大影响。当时郭守敬设计的13种天文仪器,总数和中亚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这些仪器是在1276年以后设计制造的。而马拉格的仪器则在13世纪60年代便已经完成,并用于观测了。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与马拉格天文台所制的一些仪器相同,因为他曾经工作于那里。郭守敬显然通过回回司天监和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对回回天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在仪器设计方面,吸收了回回天文仪器的长处。如扎马鲁丁所制“鲁哈麻亦渺凹只”和“鲁哈麻亦不思塔余”,有庞大的配套建筑,其屋脊开窍,以漏日光。而据叶子奇云:“元朝立简仪,为圆室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脊中间开一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矣。”(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显然郭守敬的简仪与扎马鲁丁的平纬仪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薄树人先生指出:“郭守敬的简仪的百刻环上把一刻分成三十六等分,就是阿拉伯天文学中360度分划制的反映。”(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第54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柳诒徵先生亦讲:“郭守敬之学,尤为集古今天算之大成。其时回回法东来,仪器算书,皆可补中土所未备。疑守敬所制,必有参取回回之法,而又加以新意者,惜其器之不尽传也。”(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86—58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早在元末明初,叶子奇就称郭守敬所制“玲珑仪”,“镂星象于其体,就腹中仰以观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元代回回人供职于司天监者,尚有可马刺丁其人,至元十五年(1278),在其任司天少监时,曾主持编写“回回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安西王阿难答曾要求可马剌丁每岁制“回回历日”两部,以供其使用,并规定所需纸张要用上等的“回回纸札”。此外,《元秘书监志》中多次提到的苫思丁,也长期任职于回回司天监,但其事迹不详。另,也里可温人爱薛也是回回天文学东传的代表人物。早在蒙哥时期,他就以精通回回天文学在哈剌和林为蒙古统治者效力,爱薛被认为是“十三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左右最有势力的基督教徒”,(注:伯希和《蒙古与教廷》第5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国内外学者对其有许多深入的研究。爱薛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即在于他曾做过西域星历司的负责人,可能实际参与过回回天文学的引进工作。又据元人朱德润云,曾任洪城屯卫百夫长的回回人马合麻,中统初年“以天文之学获知于朝。”(注: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1《资善大夫中政院使买公世德之碑铭》。)此外,据马可·波罗记载,“在汗八里城的基督教徒、撒拉逊人和契丹人中,约有五千名星占学家和占卜家。他们的衣食由皇帝供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和它的全年的几个方位。各派的星占学家,每年要对自己的图表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天体运行的轨道和相互间的位置,他们从各种符号的星宿在轨道上运行的图象中,发现天气的变化。并且,用这样方法预测每月的特别气象。例如,他们预言某月将有雷鸣、暴风雨、地震,某月将有闪电和暴雨的袭击,某月将有疾病、死亡、战争、冲突和阴谋等等。”(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26—12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这里的基督教、撒拉逊星占学家,可能就指回回司天监的西域天文学者。不过,马可·波罗所讲人数未免夸大。

      按元制,司天监专职人员需子孙世袭。“至治三年(1323)三月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三日速速在(左)丞特奉圣旨,太医、阴阳、匠官不教丁忧,休致仕者,后他的子孙休承荫者,他要祖父每本事学的呵,斟酌委付者”。元廷还规定:“司天台执事者,恐泄天文,不可流之远方。随朝应承技艺者,太医、阴阳、匠官,免丁忧致仕。”(注:《刑统赋疏通例编年》,载《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第2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可以推断,终元一代,供职于回回司天监者,基本为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也里可温人及其后裔。

      二、回回天文书籍的引进

      在大量回回天文学者东来的同时,一些回回天文书籍也随之传入中国。在《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部,这些书“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思过半矣”。(注: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其中“麦者思的十五部”(司天仪式之书)、“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天文历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天文地理之书)、“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篡四部”(云星象答问之书)和“撒那的阿剌忒造浑天仪香漏八部”(天文仪器制造之书)等82册书籍,包罗了阿拉伯以及古希腊有关天文历算和仪器制造等丰富的知识。像“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是1272年完成的波斯文的《伊利汗天文表》,这些书籍对中国天文工作者有过很大的帮助。马坚先生引用国外学者勒朋的话指出:“公元1259年,旭烈兀汗曾召阿拉伯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他的宫廷去,并且在马拉格建立一座规模很大的天文台。旭烈兀汗的哥哥忽必烈汗曾将巴格达和开罗两城的科学家所著的天文学书,传入他们征服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天文学家——特别是郭守敬——曾由那些天文学书中获得他们的天文学知识。”(注:《回族史论集》第18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忽必烈由巴格达和开罗引进的天文学书籍,可能就是《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目中的天文历算之书。另外,马拉格天文台曾设有一所藏书40万卷的图书馆,西域人爱薛曾经在此搜罗和重新编订过一部分天文历算书籍。这些书后来也由爱薛带入中国,藏于秘书监。秘书监成立于世祖至元九年(1272),其职责为“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浥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兀都蛮一同检觑曝晒”。(注:《元秘书监志》卷6。)看来,当时秘书监置办收藏的回回天文历算书籍数量不少,以致在秘书监文件中被专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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