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40年前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注：《畿辅通志》卷一五○《金石》十三。）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阇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数，除书法家外，很少有几人亲笔签名和墨迹保存下来，忽必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用本民族文字签的名，更加难能可贵。

      多年来，我有心亲自去河北易县访古，以了解此碑究竟，40年来此愿未遂，恐遥遥无期，故将此发现提出，希望有关学者能亲临现场，根据实物进行深入研究。

      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其原文如下：

      天的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

      护必烈大王令旨有易州兴国禅寺朗公长老应命赴

      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有功劳特赐

      佛灯普照大禅师号及宫锦法衣金镮劝请开堂文疏

      与也道与□□州县不拣那个达鲁火赤管民匠大

      小官人每□□□名字不得坏了这长老但主的寺

      院不得□□□要差发应有寺地不得占夺徒弟人

      等□□□夺有的头口不得夺要铺马者言语都休

      违了长老□□集众与

      皇家祝寿□□ □□

      □□□□普照大禅师朗公长老准此

      甲辰□□□

      此碑《汇编》说明是“元大德八年（1304）刻”，估计是根据碑末的甲辰年号，错往下推了一甲子，大误。（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总048册，图版177。）《畿辅通志》的说明全采录自《上谷访碑记》，其作者邓嘉缉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这碑“在城北兴国寺前废地……碑高二尺六寸二分（《汇编》：拓片高111厘米），广一尺七寸（拓片宽63厘米），十行，行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碑刻元世祖令旨颁赐兴国寺僧朗公为佛灯普照大师并免摇役之文，末署甲辰年二月，有印痕于年月上，文已不可辨，印左侧正书‘宝’字。”由于这是“免摇役之文”，所以寺僧要把忽必烈的印章也刻在碑上，用“宝”玺增加这道令旨的分量。阴面的疏文，如前所述，除了刻上“王者亲书”的蒙古字外，也有“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可惜，正面、反面的宝不是说“文已不可辨”，就是“磨灭不可识”（注：邓嘉绩：《上谷访碑记》5上，《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如能识认出来，一睹忽必烈潜邸时期印章的真面目，其价值将不亚于从梵蒂冈教廷发现贵由汗致教皇信上所钤的玉玺。

      此碑中明明有“护必烈大王”的称呼，《汇编》仍将此碑的甲辰年误定为“大德八年（1304）”。大德是成宗的年号，他已追谥其祖忽必烈为世祖，怎能称为大王。中统以后，汉人都知道皇帝名讳，译名已统一，“护必烈”只见于潜邸时期（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影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几年后的武宗时，程文海避武宗名海山讳，改名钜夫，可见蒙古贵族也接受了汉人避御讳之说；故此时只能出现尊谥世祖，更不会出现早期用过的译名“护必烈”。邓嘉缉还考证说：“蒙古太宗谔格德依（即窝阔台）皇后尼玛察（乃马真）氏称制之三年，是为甲辰，至世祖元年始有中统之号，至元八年十一月始建国号曰‘元’，考《元史》，岁甲辰世祖尚在潜邸，辛亥（公元1251年）六月，宪宗即位，以世祖于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辛亥逆推至甲辰尚七年，尼玛察称制，世宗（应作祖）乃睿宗子，为诸王，故碑题‘护必烈大王’也。”剖析得明明白白，前人早已弄清的问题，《汇编》还是弄错。

      《汇编》另一个缺点是遗漏了碑阴的石刻，它上面刻有整篇五行疏文，拓碑者不大可能失拓。《汇编》的漏印使读者看不到忽必烈早年的头衔“皇子大王”，也使我们无法欣赏他的手迹或亲笔签名。迄今为止，已知存世最早的畏兀儿蒙古字实物是1225年的《移相哥碑》（现存俄罗斯境），其次是1240年河南济源的《紫微宫碑》，这立于甲辰年的碑刻即1244年的一行蒙古字就应排在第三，文字的古老和出自忽必烈之手都增加了这块碑文的价值。

      《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公元1242年）、癸卯（公元1243年）年。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影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

      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注：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注：《藏春集》卷六，明弘治顺德府孔鉴序刻本。）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