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职役制度（徭役之一），按民户服役地点的不同，分为州、县和乡役，在乡村服役者即为乡役人。南宋陈耆卿修撰的《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设“乡役人”条，孙应时等所撰《琴川志》卷六也有“乡役”的记载，说明这一名称已为时人接受。两宋期间，不但乡役名目有所变化，而且有从轮差到雇募，再到差募并用、名募实差的充役方式的变化，乡役人数成倍增长则是其中又一较为显著的变化。中外学界对于宋朝职役制度已多有研究（注：聂崇岐、孙毓棠、黄繁光、王曾瑜、漆侠、雷家宏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请参见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总第87期（2003年8月），增订后转载于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另外，美国学者Brian E.Mcknight（马伯良）著有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版），日本学者河上光一《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载《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周藤吉之《宋代州县职役和胥吏的发展》（《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宋代乡村制的变迁过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佐竹靖彦《宋代乡村制度的形成过程》（《东洋史研究》25之3，1966年），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创文社1986年版）等也多有研究。），但是，对乡役人数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却鲜有探讨，故作此考述，以补其缺。 一 两宋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之差役）乡村民户中较富有的第一、二或第三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注：徐松：《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下同）。）。此外，三年一次攒造户等簿，也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共同承担。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四月，诏令废除里正衙前，里正也随之废除。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改革，先后推出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等。保甲法之设，最初意在部分恢复府兵制，减省养兵费用，增强军队候补者的战斗力，并藉以加强地方社会的治安管理（注：《宋会要》兵二之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华书局点校本；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然而，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自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两宋乡役之制，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承担乡役之责。虽此后又有元遹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所谓“兼差”之制（注：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已有研究如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承蒙黄教授慨赠大作，谨此致谢），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有关“兼差制”则参前揭Brian E.Mcknight所著之第四章。）。 赵宋王朝给乡役人所设定的社会角色是“民”，是“庶人在官者”，是国家用来“役出于民”、以民治民的吏民（注：《宋史》卷一七七《食货上五·役法上》，第4299、4295页。），其身份并非是“官”。在贵官贱吏的宋朝，乡役人并非由中央直接任命，其社会地位很低，除王安石变法时外，一般情况下，官方也不支付任何报酬，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更没有国家权力象征的官府印信，所以不能构成一级政权。对于广大应役的乡村主户中的上户而言，尚有充役为吏的某些好处，而对于乡村中下等主户甚至部分客户而言，却往往成为自家一项沉重的负担。（注：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吏户》，载《新史学》第四卷第一期，1993年3月；并其《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9页，第333—346页。）但是，宋代乡役人却又是介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官与民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在填补县政和乡治之间“权力空隙”的诸多方面，起着极为关键的中介性枢纽作用。国家政令，大凡须由州县政府转交于乡役人，方能最终落实于乡间；而民生民瘼，也大都经由他们上达于州县乃至朝廷。国家对于广土众民的控制、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尤其是政府敛于民间的各种财赋，也端赖于他们的运作和努力，国家机器方得以正常有效地运转。 二 北宋前期的里正、户长、乡书手和耆长、壮丁等乡役的设置，现存史料几乎没有具体人数设置的记载。但是，依据当时设置名目和士大夫的一些议论，可知这一时期大致的设员情况。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七月，范仲淹在一道奏疏中反映河中府河西县“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馀户属乡村，本县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于乡村差到”（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四部丛刊初编》本。）。所谓“乡村差到”，应指乡役人。按上述数字，河西县主户中平均每4—5户就轮差乡役一人，但其中并不包括乡村客户在内，这与后来保甲法中“通主、客[户]为之”（注：《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载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第5297页。需要强调的是，担任保正长者须是主户。）所算出的比例是有差距的。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十一月时，李觏云：“今夫大乡或二、三千户，小者亦数百户。与其使耆、壮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乡千百户出力？”（注：李觏：《直讲李先生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其中的乡役人数并不确切。同样，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文彦博有“比近三两乡合差一里正”（注：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七《奏理（里）正衙前事》，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的建议；熙宁年间，司马光曾说“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衙前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均未提及其他乡役。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在上奏中说，先前“五等之有差役，一乡不过十人，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注：《长编》卷三二四，元丰五年三月乙酉。）。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知靖江府胡舜陟说：“……若祖宗时，于人户第一、第二等差耆长，第四、第五等差壮丁，一乡差役不过二人而已。今保甲于一乡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数百人大小保长……”（注：《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七七并六五之八二（靖江，一作静江，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与前引《宋会要》的记载相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下同）。）只说此前一乡之中有差役二人，是未将户长等负责税收的役人计算在内，但这则资料同样反映出这一史实，即熙丰以前乡役人数是比较少的。根据以上文献中仅存的吉光片羽，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熙丰前，乡村中一乡（注：按宋初以来，职役制度沿袭唐五代旧制，王安石变法初期，仍然设置一都管辖范围为500户，与唐一乡之制相当。因此前并无相关变化的记载，故此处暂按一乡500户计。日本学者河上光一也推测，这时乡役的推行是以100户左右为单元的，合于唐朝一里百户之制，参见其（宋初的里正、户长、耆长）一文，载于《东洋学报》第34号，1952年。）的乡役人员大致在1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