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衙是宋代禁军和厢军的常设指挥机构，管军是宋人对其主将的俗称。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痛折武夫”，武将的整体素质较汉唐普遍为低，但其也经历了一个由高趋低然后由低趋高的明显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宋乏良将”、“有宋一代，武臣寥寥”[1]（卷2），或北宋三衙管军“一般才能平庸”[2]（p442）来简单地概括，不无以偏概全之嫌，重新加以全面的动态考察很有必要。 一 元代史家袁桷有言：“杯酒释兵柄，此启运立极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3]（卷47）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之“杯酒释兵权”为北宋三衙管军素质变化的关键性环节，要为古今史家所公认。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宋初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等管军大将，和宋太祖一样，都是在五代乱世中锻炼出来的优秀将领，“有谋善战，声震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4]（卷251论曰），其整体军政素质之高是毋庸置疑的。“杯酒释兵权”之后，三衙管军的素质开始急剧地下降：“韩重赟惯于奉命行事，张琼资浅且‘性暴无机’，刘光义后改名廷让，是个平庸之辈，崔彦进则贪财。”[5]（p104）殿前都指挥使杨信是“暴疾失音”，连军队的训练都主持不了；历任步军、马军都指挥使的党进不识文字，“变诈粗暴”，其行事每每“京师传以为笑”[6]（卷18）；殿前都虞候李重勋则毫无战功，就更等而下之了。 宋太宗、真宗两朝，皆推行以“藩邸旧人”出任管军的政策。显而易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狭隘做法，不外是给攀龙附凤的庸将大开方便之门，又岂能选拔到才俊之士？何况，宋太宗之得太位，前有“烛影斧声”之疑，后有众将欲立德昭为帝之谋，遂猜忌武将到了病态的多疑程度，不惜以阵图、监军等“将从中御”的办法来束缚将领们的手脚。这些做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正如宋太宗自己曾说过的：“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6]（卷32）不仅扼杀了管军们积极进取的主动精神，更导致明哲保身、谨小慎微、庸碌无能之风大盛。宋真宗诸政多效法其父故智，用将方面亦是如此，管军素质的下降遂不可遏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如《宋史》各本传记载：田重进“不事学”，米信“不知书”，高琼“不识字”。在当时的管军当中，与田、米、高三人情况类似的比比皆是，惟有王汉忠“宾礼儒士，慕贾岛、李洞为诗，居常读书，手不释卷”，但“群帅不悦之”[6]（卷52），反而被管军们视作另类而遭到排斥。二是人格龌龊，贪赃枉法者不乏其人。如曹璨“晚节颇伤吝啬，物议少之”[6]（卷94），米信更是“专恣不法”、“强市人物，妻死买地营葬，妄发居民冢墓”[4]（《米信传》）。因米信不属于“藩邸旧人”的小圈子，故因此遭到了查办。其实，在以“藩邸旧人”出身而致位管军者当中，如张耆、杨崇勋、夏守赟等人，此类问题更加严重，只不过是往往得到包庇而已。三是怯懦畏敌，拙于用兵。“将帅不知战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6]（卷46），这是真宗时人们对管军才能的代表性评价，事实也确实如此。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失败，至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双方历经了长达24年之久的战争。在强敌压境之际，管军作为高级武将，英勇善战本应是其必备的起码素质，但由于太宗、真宗的任人唯亲，管军中偏偏充斥着大批或怯懦畏敌，或拙于用兵的滥竽充数者，他们平时尚可狐假虎威，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便完全暴露出了胆怯、庸碌的本来面目，往往导致战役的失败，傅潜和王超，就是这方面两个极为突出的例子。 傅潜“畏懦无方略”[4]（《傅潜传》），王超“临军寡谋，拙于战斗”[4]（《王超传》），本来都是不适宜担任管军，但由于两人都是宋太宗的藩邸亲信，遂在两朝历任管军要职，太宗末真宗初，竟先后坐镇河北，“缘边诸城，皆受其节度”，被宋廷倚为北方长城。然而，傅潜为将，实畏敌如虎，咸平二年十二月，辽兵进犯河北，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傅潜拥有大军八万余众，却置朝廷令其出师击敌的诏书于不顾，“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士们“争欲击敌”，他不但不给予鼓励，反而“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4]（《傅潜传》）。傅潜此举，直接导致了宋军大将康保裔部全军尽没。王超与傅潜同属一丘之貉，他在接替傅潜职务后，也是但求自保，咸平六年宋军王继忠部被围困在望都，王超“畏缩退师，竟不赴援”，坐视辽军歼灭了王继忠部。次年，辽倾国南下攻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王超竟依然“按兵不战”，甚至“违诏失期”，拒不增援真宗所驻的澶州，以致时人怀疑他有叛变投敌的嫌疑[6]（卷59）。傅潜与王超是两个反面典型，但绝非个别，宋真宗时其他管军的素质也大多如此。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军精锐损失殆尽，而此时辽军迭获大捷，又有名将耶律休哥等人统军，其兵锋有不可当之势，其间宋军数度大败，确属力有不逮，难以苛责将帅。但宋真宗咸平年间以后，宋辽力量对比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北宋方面，经过真宗初七八年的休养生息，民间渐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趋向缓和，政权呈现稳定状态，北方边防得以大为加强，太宗晚年的危局已有所改观。辽国方面，名将耶律休哥死于咸平元年，代之统军的挞览有勇无谋，而且连年南下攻宋，难免师老兵疲。景德元年辽以倾国之师南进，看似气势汹汹，却亦属“孤注一掷”之举，待顿兵澶州坚城之下，前进则受阻于宋方阻击，背后又有河北宋军的环伺，可说是已初呈强弩之末的败势。此时，若北宋将帅指挥有方，三军用命，即便不能全歼辽军主力，取得较大战果还是完全可能达到的。但结果却是北宋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辽军安然北返，庸将误国，实责无旁贷。当然，任人唯亲，把这些庸将提拔到管军高位的宋太宗和宋真宗更是难辞其咎。 二 宋仁宗朝三衙管军的素质状况，以庆历三年的“庆历新政”为界线，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宋仁宗初年，三衙管军的素质相比于太宗、真宗朝，甚至于都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一方面，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北宋朝野上下粉饰太平，苟和偷安之风大炽，随之而来的，是重文轻武蔚然成风，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胜，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7]（卷59），时人还标榜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8]风气所及，军职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业已为零，如陈尧咨欲就节度使职，其母竟“命杖挞之”，并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9]（卷中）由此，武将整体素质的沦落自然在所难免，管军虽然是武将中的最高层，但在武将如此整体状况下，保持较高素质不太现实。另一方面，宋仁宗即位之初的管军职位，依然大多被夏守赟、杨崇勋、郑守忠、高化等宋真宗的“藩邸旧人”所占据，而这些人大多是无才无德的“奴才小人”。宋仁宗亲政后又滥用外戚为管军，和僵化地“循资格”。三衙既然由他们长期把持，就像范仲淹所说的：“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第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致衰老。”[10]（卷64）优秀将才跃居管军之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